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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传 |
| 可以笑谈的故事 |
| 只因我说了老实话 |
| 评论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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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
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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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原名胡宗瑜，女，1921年12月22日生，湖北鄂州华容区武城乡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念书，从幼儿园念到大学二年级。1939年在恩施屯堡联合中学女高分校入党，1941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念书二年后，进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当过宣传部干事、文协秘书、报社编辑、师范教员。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1957年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认为反右派有问题,
一直被专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复记者工作。
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现已离休，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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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笑谈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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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会___朗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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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我们18个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的右派分子先后回到人民日报社了。除我之外，都摘掉了帽子。全社30名右派分子大部分调往新疆、内蒙古、贵州、河南等地，留在报社的只有我们11人。
我被分到资料组，能够接触新闻业务了。在党委书记王泽民的领导下，报社开大会，我常常能够参加旁听。特别是1966年春天，报社开了几次民主大会，全让我参加了。以前，我大部分时间在内蒙古，和报社的同志接触较少,现在,听了有些人的发言,我好像认识了一批新朋友:农村部林晰说起话来耐人寻味, 在一次民主会上,他说:"我这个人比较偏激。在革命运动中，偏激能给人启发。我听说毛主席批评咱们的报纸没啥看头，我好高兴!这样，可以震动一下啦"!
以后我才知道，他在鸣放期间，有过一些和我类似的发言，如果不是林韦等同志的保护，他也难逃厄运。
农村部副主任李克林思想活跃、语言生动，我们在解放区当小干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县委宣传部长了。她的爱人林韦年龄比她小，听说主要是因为喜欢听她讲话，才和她结婚的。
反右倾时，她是被批斗的重点，人们揭发她说了许多尖端的话。例如，党提出以粮为纲,带动一切，她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就能出铁，她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人们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 ”说到“浮夸”，她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说到“风源”，她说：“风从上边来，不能光怪下边。”因为李克林说的有根有据，弄得批的人无可奈何。在民主会上，果然，她的讲话十分风趣、幽默，她说: "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要有自己的思考、体会，不能老是吃梨子，你也吃梨子,我也吃梨子, 老是吃梨子，老是那个味。"
在民主会上，行政部门的同志对"编辑老爷"提了不少意见。例如："缩小差别，是高的向低的看齐，不是低的向高的看齐。有的部主任在个人问题上大发脾气，老虎屁股摸不得。分房子四不住:离报社远了；楼层高了；两家合着；不向阳,都不住。同志们说我们是高射炮眼睛，接受吧，不甘心。不接受吧，有些事情明明知道不对，但顶不住。有些同志没有劳动观点。光动嘴，不动手。比如:
有个部门，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柜，一把椅子，由2楼搬到3楼,打电话让房产科去搬。去了两个女同志，一看，房子里有四五个男同志围着桌子等着。两位女同志把东西搬上去后，男同志才空着手跟着上去。"经过多年的劳动改造，这些意见不再使我无动于衷，我的心和行政部门同志的一块跳动。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对记者工作的意见。记者部主任陈浚一股劲称赞安岗,说安岗是记者的方向，如果报社有10个安岗式的记者，报纸就会办好。记者顾雷说:
"有的人说安岗写文章是贴高级标签,算不算调查研究，符不符合蹲点精神？他要把记者带到什么路上去？安岗到新华社作报告后，大家反映，说是一门重炮,打破了5个w,记者不说话、让事实说话的旧框子。轰动了500个子弟兵。"记者、诗人郭小川谈到他和安岗一块到东北采访的观感:还没到目的地，安岗已经把稿子写了个差不多，这是和作家们"体验生活"的写作方式不同的。他的文章没有多少事实，但议论多，有许多远见卓识。好多地方不合逻辑，但很有气势,鼓动人心.....
会议期间，一些同志背着我向党委提出对我的疑问:为什么不认罪?不摘帽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等等,我是没有发言权的，4月20日，王泽民就让资料组万青上台介绍我的情况。万青说我一直不服罪，写了许多不服罪的思想汇报。"她还写了反右派体会(笑)，写了一篇、两篇、还写了第三篇。这次开民主会，她也发动起来了，写了一个意见，我给大家念一念": "<说出来的蠢笨>(众哗然)高尔基说:(哄堂大笑,笑我是个`言必称希腊`的书呆子。)`说出来的蠢笨象皮肤病似的,容易医治些。而蠢笨藏在思想里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内部器官的病症,较难医治得多`。许多年来,我一直遵守这个教导。在学习民主集中制以前,我已写过一些意见。现在,再写一些。如果我说对了,请予接受。如果是皮肤病,请给我治疗。(大家又笑了，这次是啧啧点头称赞)。
1.报社在消灭三大差别问题上,特别在消灭体力、脑力劳动的差别上,应该采取有效措施。编辑部同志要定期参加体力劳动,这是防止修正主义、不断革命、为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的大事情。不但使干部改造了思想,而且锻炼了身体。今后,能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要重视这一工作,并起带头作用。
2.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方面,领导同志也要起带头作用。希望能在＜学习情况汇报＞上,能看到领导同志写的学习心得、经验, 推动大家的学习。
3.`安岗式的记者`只能是记者中的一种,不能成为记者的方向。如果一定要用`方向两个字,也只能说是一种方向,不能说是唯一的方向。广大读者还喜欢穆青式的记者、郭小川式的记者。各式各样的记者应该发挥自己的优点, 各放异采。也应互相学习,一专多能。不应`文人相轻`,而应`百花齐放`。
4.目前大家指出,报上有些新闻、通讯太长,不爱看。主要是指有些长东西架子大,内容少。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装腔作势`、`空话连篇`,不够`鲜明、尖锐、泼辣`,因此,吸引不了人。像<焦裕禄>、<为革命,会革命>等报道,虽然很长,大家很爱看。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章长、短,在于究竟是钝刀子,还是快刀子。长的钝刀子当然不好,短的钝刀子也是不好的。报纸篇幅有限, 战斗性强,反对用长的钝刀子割半天肉,提倡用短的匕首一刺见血。日常的大量报道应是短的匕首,长的东西一定要是削铁如泥的长剑,不然就不发表。这个长短的问题在报社不是次要问题,而是十分重要的老问题。报社应组织大家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整顿我们的文风,改变`新闻语言`几乎变成 `枯燥`、`干巴巴`等同义语的现状,肃清这个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藏身的地方`。
5.报社应大力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大军,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大家政治、业务水平,建立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新闻学。应该充分利用<新闻业务>刊物,办好这个刊物,学习这个刊物。"接着，万青又在会上念了我的两个汇报:
<给党委>
我写了许多许多,不知你们感觉如何?(`好!`有人叫了一声,但立刻被嘘声制止，从此大家不吭一声,只是静静地听着)。希望能被理解,不仅是我害怕孤独。
我写的每字每句,真实而且可信。请你们细细审查,多多提出疑问。
不光提出疑问,还请具体批评。我当虚心检查,做到彻底否定。"
<给图书馆>
你们说我很不老实,不知指的哪里,请你们具体谈谈,我好检查自己。
请你们加强斗争火力,帮我枪毙旧的自己。要想重新做人,就要剥皮挖心、翻根究底。
如果指的右派帽子,那就白费力气。我已稳如泰山、坚如磐石,谁也不能让我回心转意。
我已写了反右派体会,上面讲的十分详细。我不承认右派帽子,正因为我对党老实,坚持真理。
`不老实`在哪里?请你们说个明白,斗个痛快,不要把我蒙在鼓里。"
万青念完，笑着下台了，好些人也笑了。一散会，资料组孟祥桢脸上笑成一朵花，向我走来. ....8年前，他才20岁出头，在行政部门当公务员。
领导们不把他放在眼里，常常当他的面商量划右派的事。有天，行政部门开会，财务室的领导石志军正在抓耳弄腮，发愁划的右派不够比例数。恰好，财务室统计员朱克潜推门进来交材料，石志军立刻一拍脑袋，把朱克潜写上右派名单。因此，使孟祥桢感到,划右派的工作太轻率了,也就不让人信服了。我到资料组后，和他在一块工作，他从来不向我流露什么，但在各方面对我十分关照。现在，他挤过拥挤的人群，笑得不行，找着我说: "你把我们的民主会变成了朗诵会....."
啊，"民主"的确与"专制"不同!专制是个残酷的、压迫人的血淋淋的字眼，而民主却充满了友善、温馨，包含了对人的理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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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被"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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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时，被打成右派分子。因我认为反右派有问题，拒绝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一直没有摘帽子，成了人民日报社有名的顽固右派。1968年秋，报社在房山县建立农场(后改称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下放。领导要我也去。 我听说农场设了牛棚(又名监改队),已经关进了30多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现行反革命".....我提出进牛棚,到矛盾最尖锐、问题最突出的地方去。
有个时期,牛棚领导让我们读(1949年4月4日,第4卷1447___1449页)(1948年2月17日,第4卷1373___1375页)
,据说这是全国所有牛棚的通读教材,但不知这个指示来自何方。为什么要我们读这两篇文章呢?我琢磨了好久。 这两篇文章都是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写的, 当时解放军正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敌人正处在山穷水尽的地步。毛主席就向杜聿明等讲明利害,劝他们停止抵抗,早日投降,不要作无谓的牺牲。表面看来,我目前的处境和杜聿明等有些相象。例如:革命群众几次斗争我,监改队不让我参加集训班学习,要我全天劳动,每顿饭只许吃咸菜、窝窝头,似乎已处在山穷水尽、群众包围之中。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敌人,也没有什么不愿交代的罪行,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决不是我有罪不肯说,而是我不知道我的罪行藏在什么角落"。
我给党写了一个汇报:
<"无的放矢"斗一通>:对什么人唱什么歌,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对敌人的政策攻心战,怎么适合于对我?越斗越好笑,越斗越叫人恼火。无的放矢斗一通,怎么一点不考虑效果?
又一想，这两篇文章虽然与我风马牛不相及, 但它是对我们整个监改队说的,别人不见得都没问题。我无话可说,无事可做,为了要使我们的学习遵守毛主席的"有的放矢"教导,就自作聪明,把其中几段改了几个字(括号内的是原文): ):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监改队人员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 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文化大革命中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
文化大革命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时至今日, 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藉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大进军了，)革命群众就要大进军,大批判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我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无论我们老实交代也好,不老实交代也好,(人民解放军)革命群众总是要(前进)进行大批判的,(........)老实交代了, 可以得到宽大处理;不老实交代,不会有好的结果。老实不老实,是对自己有利无利的事情。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并没有人强迫我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我们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我们自己的自由。(.....)或者是老实交代,或者是顽抗到底, 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我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大进军了)革命群众就要大进军、大批判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大工贼、大内奸、大叛徒刘少奇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只有老实交代,向人民靠拢,(......)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顽抗,就顽抗吧。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谁知到了晚上,监改办公室同志和革命群众把我带进帐篷,斗争我,说我篡改了毛主席著作,就是反革命。我认为问题不能那样简单,应该具体分析。我改毛主席的话,把南京政府改成监改队,意思就更明确了。我说,如果不是针对监改队,何必无的放矢，要我们学这两篇文章呢?许多人踢打我,要我弯腰、请罪。
国际部申明河以前经常踢打我，要我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我就不相信你会那样嘴硬!"他要在我身上做出别人做不出的成绩。这时他把眼睛往上一挑,向监改队的最高领导刘治平示意, 刘治平点了一下头。接着,申明河、工厂一位工人和记者协会的一位同志把我叫进帐篷, 捆我,要用手帕塞进我的嘴。我死死咬住牙,才没有被塞进去,但嘴巴流血了。他们手里拿着锹, 在后面一鼓劲推着我往野地里跑,使我造成要被处死的错觉。我感到这事是经过监改队批准的, 不是个别人的胡作非为,倒不怎么害怕___我在这方面有过经验:凡是通过组织批准的行动虽然要受许多皮肉之苦， 但不会危及性命。例如在报社时的几次游楼，虽然小将们推着我走，但同时还要保护我，抵挡来自人群的拳打脚踢，比我还累,甚至还要代我挨打挨踢。这次，三个小伙子捏我,推我,弄得我全身青紫疼痛, 实在受不了。推着推着,我的一只棉鞋跑掉了,我大喊:"棉鞋掉了!棉鞋掉了!"记者协会的那位同志赶忙回头帮我捡起来,等我穿上鞋后, 又接着推着我跑。我心里更有底了:"如果真的要处死我,还会管我脚上有鞋没鞋吗?"我想说:"你们是假的,不要吓唬人了"!但我不能说，一说，他们更要假戏真做，吃亏的是我。我要看看这个闹剧如何收场。
跑到一个地方, 停了下来。他们逼我承认是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然就要活埋我。说着,就用锹在地上挖土。挖一下,问一声。我瞧着他们装腔作势的表演,不作一声。他们挖了几下, 下不了台。就说:"你在纸上写,你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将来永不翻案,写假的也行。"我说:"你们要我写假的,我可以写,但要写明白,这是你们在逼我说假话。"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他们进行革命道理的宣传,又说:"你们这种做法叫做逼供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反对过的"。申明河很小就参加儿童团,是年轻的老干部,听了我的话,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但又不肯在我面前认输, 更不愿费力气继续挖坑,就说:"算了算了,把她捆在电线杆上,让野兽把她吃掉"。三个人一起动手, 用绳子把我捆在电线杆上,我大叫:"太紧了!太紧了!"他们就把绳子放松一些。捆完后, 三人赶忙离开,往回干校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说:"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一声不吭,知道他们会转回来。果然,不一会,他们回来了,一边解我身上的绳子,一边说:"走走走,把她送公安局去!"我身上的绳子被解开后,我赶忙往回干校相反的方向走。申明河大叫: "回来回来,你往哪里走?"我说:"你不是说送公安局吗?我很愿意去!"他当然不让我去,我跟着大家回到监改队,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我筋疲力尽, 只想倒床就睡,但值班的卢传友硬要我写篡改毛主席著作的检查。我心里十分清楚,他以为我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一定会神经错乱,会把内心不可告人的秘密泄露出来。实际上,我心如明镜,能够照见他们的内心、种种想法。同时，我心地磊落,口里讲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现在写的就是我以前讲的。卢传友还不死心,要我写了一次又一次,一共写了三次。我十分清楚，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找出我前后交代中的破碇,来发现我心底的秘密。我因说的是真话，在疲劳中颠来倒去,次序虽然有所不同,但内容始终一样。他这才开恩,让我睡了。第二天清早,我仍照常出工。
从此，申明河对我比较友好，不再踢打、责骂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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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到精神病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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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我们干校从叶县搬到昌平县小汤山,离北京近了。干校的学员一年一年轮换，而我和朱克潜两个专政对象却一直不动。
干校对我们两人同等看待，我们种田、养猪、喂鸡、缝麻袋......来干校轮换的学员觉得我一直在革命队伍里，和参加过国民党的朱克潜不同，对我比对朱克潜关心,背后研究:"老呆在干校， 不是办法。应该给她分配工作，先让她摘帽子。"图书室主任姚炜一股劲劝我， 向邓小平看齐："你看他多大的官，他都承认了是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答应了永不翻案。你干吗死不承认？"我当然清楚, 邓小平他们是聪明人,先保住脑袋再说。要是邓小平抗拒文革，拒写"永不翻案"的检讨，他也会像刘少奇一样,在60年代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学不来。 我和大家看电视，十分注意邓小平，观看他是真服罪还是假服罪。有一次，我看见他低头在毛主席身边走过， 忍不住一笑。使我感到，他是笑他把毛主席哄了。看见他的笑， 我立刻想起30多年前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师范一个学生的笑。那是在抢救运动中，有个学生坚不承认自己是特务， 眼看就要挨打、挨吊了，他偏过头去偷偷一笑，转过脸来立刻承认自己是特务。 邓小平的笑和那个学生的笑是那样相像，历史不会重演，却是那样相似。
不管大家左劝右劝， 好说歹说，我始终不为所动。"她不承认这顶帽子，怎么摘呢？"___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这就是当时荒唐的逻辑。报社保健医生吕秀芳因为是摘帽右派尹瘦石的夫人， 曾经三次到干校劳动，送过几位学员看精神病，她向领导提出：刘衡老不承认既成事实，不知是不是有精神病。
有天, 班长穆扬找到我:"你老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是不是有精神病?应该到安定医院检查一下。"我从小就对精神不正常的人感兴趣，喜欢看陀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我说:"我很愿意去，我要看看人们怎样检查精神病,不知检查起来痛苦不痛苦?"他说:"不痛苦，光是和你对话，从对话中发现你思维的破绽、问题。"我说:"好,我们快去___你看，我是从心眼里就愿意去， 这说明我并不真的有精神病，小说里就写过，真有精神病的人死活不肯去检查的。"
于是，一天,吃罢早饭，穆扬、吕秀芳领着我坐上干校的吉普车开到安定医院。那时的安定医院还是一片平房，雕花的栏杆，曲里拐弯的通道,进去就不容易走出来。我们到了一间屋子， 穆扬、吕秀芳和司机走进里间，和医生说话，把我一个人留在外间。一会儿，他们说完话，吕秀芳出来,把我叫了进去。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坐在桌子的两旁，满脸皱纹,十分和气地笑着,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老医生。他们叫我坐下，我很有礼貌的点点头，笑着坐下了。女医生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我是来看病的, 当然要说我不舒服的地方，就回答:"我经常失眠，.心闷。"两位医生对看一眼,又问:"听说你常常一个人发笑...."
我笑出了声: "是的是的,我明明热爱生活，他们却劝我不要自杀。我明明是最忠诚的同志，他们却说我是最顽固的敌人，你说,这不可笑吗?我是笑他们,笑我的同事,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你们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也会发笑的。"
"你怎么经常一个人哼哼唱唱?"
我又笑了:"他们对我孤立，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只好一个人唱歌,我唱的都写给了组织，像......"
两位医生又对看一眼,女医生提高嗓门,十分气愤地问:"按说你的处境十分悲惨,你应该十分悲痛，你怎么还这样高兴?"
我说: "因为我知道反右派没有结束，反右派结束的那一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现在，你看，有一个回来的没有?没有!可见，反右派没有结束。"
医生把我一个人叫了出去，和穆扬等谈诊断结果。好一会儿,三人出来了，吕秀芳扬起手上的诊断书,高兴地说:"好了，好了，可以摘帽子了!"原来诊断书上写的是:"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但不知是什么问题, 建议到所辖地区的精神病院继续检查。"安定医院是精神病院中级别最高的，却要我到他们的下级医院检查，这明明是推托。我说:"走，到另外一个医院去！" 穆扬说:"我们不跟你去了，要去,你一个人去。"我说:"看精神病不比看别的病，看精神病要有人陪着。"吕秀芳笑了:"光听你这句话，就知道你没有精神病。"
他们让我看病的目的就是要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精神病，并得到一张有精神病的诊断书，现在诊断书上有"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用不着再去看病了。
看病的秘密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于是，在干校内外，传着我有精神病的流言。有亲友到报社找我，回答说我有精神病，不让他们到干校去看我。
吕秀芳的爱人尹瘦石是著名书画家， 他1946年就到内蒙古工作了。我们1954年在内蒙古建立记者站时， 他是内蒙古文联的副主席，1956年又当了美协内蒙古分会主席。我们常常到他那里看望。 50年代，我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他们文联也只有几间平房。尹瘦石只有一间办公室兼书房兼会客室、 一间卧室。他把办公室布置得十分高雅，三个书柜装满了书，还摆上不少叫不出名字的文物古董、美术工艺品。墙上挂着毛主席书写的＜沁园春.雪＞、他自己画的奔马.....连他招待我们喝茶的茶壶、茶杯都是精美的工艺品。我们一坐到他房里，感到是一种休息、享受。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时,主要是画人物。我们问他："听说您是全国第一个画毛主席像的？ "他赶忙更正："不能这样说，只能说我给毛主席画的像是第一个发表的。"他来到内蒙古后，画马成了他的特长。他笔下奔腾的马群，都画活了，就像风暴中的海浪滚滚， 是继徐悲鸿画马之后取得较高成就的画家。 田汉曾称赞他们："宜兴（两人都是宜兴人） 并代两神工，石瘦鸿悲意境同"。有一次，我站在他房里看他墙上的马， 心里一股劲叫好，但形容不出好在哪里，竟说出一句十分傻气的话："听说您现在画的马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马。 "我一说完，十分懊悔。但他"大人不见小人怪"，笑了起来，说："我现在坐机关是多了些....."
1957年，尹瘦石调到北京中国国画院当副秘书长。1958年，内蒙古文联又把他调回去批斗，因他在鸣放期间曾经给内蒙古宣传部某领导人提了些意见，就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接着到北大荒劳改。 1961年初，他原先的夫人和他离婚，丢下三个小孩由尹瘦石的老母抚养，另外结婚去了。年底，尹瘦石被摘掉帽子，1962年底回到北京画院。我们报社的沈同衡是著名的漫画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到新疆劳改去了，他的夫人袁林还在报社。沈同衡夫妇早就认识尹瘦石， 1963年，袁林看见我们报社的医生吕秀芳温柔、美丽，就介绍她和尹瘦石认识。 有好心人相劝："尹瘦石虽然摘了帽子，但他还是一个摘帽右派，你可不要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吕秀芳有她自己的眼睛，她在和尹瘦石接触中，发现他善良、厚道、画好、字好、有才华、学问，1964年和他结了婚。吕秀芳知道一些右派分子的来龙去脉,因此对我比较同情、友好、关照。有一天，我去找吕秀芳看病,她见周围没别人，悄悄问我: "那天你说,反右派结束的那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真的会有那一天吗?我看不会吧...."我知道她关心尹瘦石，赶忙回答她:"会的，会的,会有那一天的，你等着吧。"1978年底，我"改正"了，1979年3月，尹瘦石也"改正"了。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吕秀芳， 对她说："那一天等来了吧？"她高兴得直跳，拉着我的手直摇，久久不放。
最近，吕秀芳告诉我，那次到安定医院，检查我的男医生是张院长，女医生是一位主任大夫。吕秀芳事先和张院长打过招呼，张院长觉得这牵扯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十分重视，所以亲自出马， 还找了那位有经验的主任大夫一块来和我对话。对完话后，他们避着我谈诊断结果。 张院长说我对答如流，说得有情有理，看不出有什么病。吕秀芳恳求他："既然来看了一场病， 还是写一点什么，回去好交代。"张院长似有所悟，但又要负责任、担风险， 所以才写了那个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诊断书。当然，这些做法，只是同志们的一番好意、 一个愿望。因为诊断书交上去后，并无下文，我的帽子也没摘成。不过，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可以笑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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