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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自传 |
| 可以笑谈的故事 |
| 只因我说了老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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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
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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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原名胡宗瑜，女，1921年12月22日生，湖北鄂州华容区武城乡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念书，从幼儿园念到大学二年级。1939年在恩施屯堡联合中学女高分校入党，1941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念书二年后，进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
当过宣传部干事、文协秘书、报社编辑、师范教员。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在延安解放日报、新华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1957年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一直认为反右派有问题,
一直被专政。1978年12月改正，恢复记者工作。
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现已离休，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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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系列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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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党员刘衡“我像回到大地的安泰”
王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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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社党委会和编委会要求各支部评选出一批好党员。在记者部的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刘衡同志。人民日报记者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恢复重建的，四十多个记者中，既有新闻界熟知的老记者，也有写过不少好新闻的中年记者，还有一部分年轻力壮的记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推选刘衡同志为好党员呢？
1979年，刘衡同志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她向党组织提出：“回到记者部，重新当记者”。当时，有些同志有顾虑。因为她已经57岁，超过了女干部退休的年龄，坐坐办公室还可以，当记者下去采访很辛苦，耽心她不能再四处奔波了。从1957年开始，她始终拒绝承认自已是“右派分子”，并坚持提出“反右派运动需要甄别、平反”等等，一再被当作“顽固右派”，忍受了一般人很难忍受得住的痛苦，精神上、肉体上受到摧残，大家也怕她现在无法适应紧张的记者生活。
刘衡表示：“我劳动改造多年，如果不让我到工农兵中去工作，这个‘学费’是白给了！”组织上只好同意她先去各地参观、访问，见见世面。于是，从1979年4月开始，她成了一个没有任务的记者，独自一人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
十天后，她给编辑部一位同志写信说：“我正在山东叶县采访，就像回到大地的安泰，浑身充满了力量”。刘衡重新回到了人民当中，心情这样兴奋。二十天后，她寄回第一篇通讯：《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_____介绍两眼失明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斌》。主题明确，语言生动活泼，排除了当时还残存的帮腔帮调，读来耳目一新。到这年十月，她先后寄回自写、与通讯员合写的通讯九篇。除一篇刊载在《财贸战线报》（现改名《中国财贸报》）外，其余八篇全部在人民日报刊出。
1980年3月，刘衡回到记者部，4月到湖北、山东等地采访，到今年六月底止，除了开会、学习外，她自写、与通讯员合写三十多篇稿件，已刊出通讯七篇，来信一篇，新闻13条，在《新闻战线》刊出谈写作体会的文章两篇，另外有几篇发排待用。两年来，刘衡写稿的数量和采用率在记者部是名列前茅的。
我问她：“为什么现在你年老有病，倒比你年轻力壮时写得多了？”她笑着回答：“年轻时候好高骛远，总想一鸣惊人，结果，人没有惊着，稿子也没有了。现在后悔了。知道自己再不抓紧时间，就没有写稿的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从今年开始，刘衡一到基层采访，就不想回京，大的、小的、长的、短的稿子一篇又一篇寄回编辑部，十八般武艺全部用上，睡觉、走路也在思考怎样采访，怎样写文章，凡是她掌握的材料，总是千方百计运用，很少白白放过去。
“我喜欢写普通劳动者”
刘衡写的人物通讯多半是普通劳动者，反映他们平凡的生活和工作、痛苦和欢乐。她写养猪模范、养羊书记、市场管理员、农村会计、气象员、幼儿教师。她写《大渔岛人的苦恼》，《三山大队渔民的苦和甜》，“找穷根”的县委书记等等。她说：“我参加革命队伍之后，一直是普通一兵。我欢喜写普通劳动者。在党的培养下，我跟他们的思想、感情、志趣、爱好是相通的。苦的是我过去接触他们还不多，学习还不够，因而写得不深”。
刘衡从小在城市长大，在西北大学上过学。1939年入党，1941年进陕甘宁边区。经过延安整风，就依据毛主席的倡导，努力摆脱学生腔、八股调，学习用朴素、生动的群众语言写工农兵。1945年23岁时，她就开始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通讯。她写的稿子，播音员都喜欢念。她写的《解放区农民欢喜新年画》，受到美术界同志的好评。她写的《毕革飞写快板》、《习正扬带娃娃》、《不平常的玛啼脂预制厂》、《工地上的段长》、《令人恼火的困难》、《包头，你变了！》受到领导同志和读者的称赞。有的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等编进书里。解放初期，有位工人作家在报上看了她的通讯，认为她写的与知识分子记者写的不一样，以为她是一位工农干部。1957年以前，她曾在人民日报内蒙古记者站工作，从机器轰鸣的城市，到茫茫的草原，留下了她在人民中的脚印。
刘衡同志喜爱写普通劳动者，也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与她同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学，有的已当了军区和省级的领导干部，她仍然以当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为满足。她的采访作风也很朴实。记者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反映她在下面采访时，喜欢到农民家里去，尽量少坐小汽车。她还非常关心和注意培养基层单位的通讯员，手把手地教他们写作，和他们共同署名写文章。对同志，刘衡也是以诚相见，平易近人。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她出于对同志的关心爱护，敏感地认为不能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斗争自己的同志。她被错划为右派的主要“罪状”，也正是这一条。
刘衡同志在被冤屈的二十一年中，在紧张疲累的劳动改造之余，坚持读书、看报、练笔。她把写书面汇报，看作是向党诉说心里话，也看作是练习写文章的好机会。她写的某些思想检查、汇报和意见书，今天看来仍然充满激情、文笔生动，不失为是好文章。灾难，夺去了她最好的工作时间，但并没有夺去她对新闻工作强烈的事业心，她不断地为今后重新做记者而准备着。她在恢复记者工作之后，能迅速地恢复工作能力，保持朴素、生动的文风，就不足为怪了。她在《财贸战线》报发表《有钱难买回头看》之后，报社收到不少来信，认为是创刊以来比较好的稿件。有些读者来信称赞她的稿子不落俗套，有独特的风格，朴素自然，她写的人物真实，不“假、大、空”，“象那么回事”。俗话说：“文如其人”，刘衡就是一个不随波逐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真理，能说真话的老实人。
“我不能对党说谎”
“我不能说谎，因为我面对着的是亲爱的党。我16岁就开始把您寻找，不怕生命的危险。我把命运和您连在一起，跟着您踏过千山万水。我要变成您的一颗细胞，怎么能把您欺骗？如果我要说谎，小苍蝇会变成大象。小小的谎话并不小。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谎话说过之后，并不立刻死亡，它和植物、动物、一切有生物一样，能够不断繁殖、生长。即使只说这么偶而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个污点。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违背您对我的教养………”
这是刘衡向党写的一个“思想汇报”。在那“说真话有罪，说假话有功”的乱世浩劫中，刘衡受的罪，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正如她自己讲的，一个从16岁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的青年，她热爱党胜于亲生母亲。从入党的第一天起，她就做好了为党牺牲自己一切的思想准备。那些年，在受审查的日日夜夜，她一方面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仍然关心着党的威信，为党的事业操心。她一再声明：“我向党说的是真话，我毫不后悔”。
在“右派”政治结论上，她不肯签名表示同意。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她不肯举手表示赞成。她义正辞严地说：“我是向党汇报思想，我不是右派分子！开除我，并不能把我吓倒。我以后有什么思想，还要向党汇报的！”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时，让刘衡填表，问到对她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她脑子一闪：“说真的，还是说假的？说真的对我不利。”立刻，她又责备她自己：“对党组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说假话”。她就写道：“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同时，她还检查了自己这“一闪”的错误。很快，对她的处分升了级，由“劳动锻炼”升为“监督劳动”，生活费由每月60元降为26元。可是她说：“是不是右派不在于生活费多少。减少我的工资，我不是右派；增加我的工资，我也不是！”好心的同志劝她“识时务”，不要吃眼前亏。她不但不听，还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提出：“反右运动应该有一次甄别，不然不能提高党的威信。我的问题只有在大家问题解决的同时，才能得到解决。”“文化革命”期间，无论是文斗、武斗、用刑、住牛棚。都不能使她屈服。有人对她说：“你承认了这顶帽子，就能摘掉帽子”。她回答：“这不合逻辑！你说一个人是小偷，他说他没偷东西，你就应该研究他偷东西了没有。怎么能承认了是小偷，就摘掉小偷帽子呢？”刘衡就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宁吃眼前亏，触霉头，也不对党说谎。
“我对党无限信任”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的主人公麦克白曾经说过，石头会说话，树木会走路，但这些都不过是文学家的幻想。今天，在刘衡的身上，我们真可以看到一种能使石头说话、树木走路的力量，那就是信念。刘衡同志在二十一年的苦难生活中，不向恶运屈服，就是因为她始终相信党是伟大的，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1975年，刘衡到北京安定医院检查身体，送她去的同志希望能为她得到一张有“精神病”的证明，好把她的右派帽子摘掉，使她离开“五·七”干校，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大家对她的同情和关怀。她长期被监督劳动，在家里是“孤家寡人”，在劳动中是孑然一身。只有她喂的猪、鸡，才天真、大胆地靠近她、围绕她。就是好心的同志，为她抱不平的人，也不敢公开地接近她。她多次要求到农村插队落户，多次申请进“牛棚”。现在，当她得知让她检查身体，是大家对她的爱护时，她是多么的高兴啊！她发现自己并不孤立，她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医生见她乐哈哈的，毫不悲伤，倒纳闷起来，就问她：“你的遭遇这样悲惨，按说你应该十分悲痛，可你为什么经常发笑呢？”她立刻回答：“我对党无限信任，对人民无限信任，我相信自己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终有一天，被错划的党内右派，都要回到党的怀抱！”
正是这种信念，支持刘衡度过漫长黑夜，迎来了光明的一天。在任何艰难痛苦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想过自杀，还害怕自己经受不住折磨而死去，看不到光明的到来，看不到“甄别”、“平反”的这一天。她不仅仅是消极等待，为了促使这一天早日到来，还不断地向各级领导写信，呼吁，提意见。有一次，有个同情她处境的同志对她说：“人家说你是右派，你还提意见干吗，一边待着不好吗？”她立刻回答：“提意见是对党的事业负责，我有意见都不提，岂不成了真的右派？”
光明的一天终于来到了。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错划的右派第一批得到改正，其中就有刘衡同志。她在楼道上贴出被开除党籍后的最后一次“向党汇报”，题名《第1001次汇报》。上面写道：“党啊，你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二十一年。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他们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的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彻底平冤，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刘衡恢复党籍以后，很少伤感和叹息、有“冲天的怨气”，更没有以一贯正确自居。仍然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工作，谨慎小心和和气气地为人。对党，她最大的要求是：重新当记者。她唯一的愿望是：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于是，回到人民中、回到党的怀抱的刘衡同志，又到人民中间去采访了。 1981年7月号＜新闻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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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尽劫波存本色,平生爱好是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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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劳动者素描》读后感 贾瑞玲 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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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新闻作品，对许多年轻读者来说，总有某种时代、思想、生活的隔膜感。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新闻作品往往是思想性很强而人情味很淡，有共性而缺乏个性，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是，当我们打开刘衡的《劳动者素描》，刚刚读了前面写于50年代的几篇通讯，立刻就被深深地打动了。这些作品既有很强的思想性，又有浓郁的人情昧，那娓娓道来的家常话，那纯朴自然的情感抒发，那活灵活现、妙趣横生的心态描绘，令人一读难忘。
刘衡的文章很好读，遣词造句，没有什么璀灿夺目的华采，也没有多少恢宏壮观的气势。写于50年代的作品，没有当时流行的那种令人感奋一时的豪言壮语；写于80年代的作品，也没有眼下时兴的那种强烈的思辩色彩和深奥的哲理性。它总是像一股甘美的山泉，极有韵味地淌向人们的心田，它又像春天里刚刚翻过的黄土地，飘溢着阵阵清新的泥土的芬芳。
《劳动者素描》，质朴无华，它并不刻意追求对读者心态的刺激和激发，只是用淡淡的素描，为普通劳动者立传。它的书名，正体现了作者的风格。
刘衡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真，是本色，是天然，如实地反映生活的本貌，没有丝毫的雕饰和做作。
众生百态图的白描画师
在这本集子里，作者用饱蘸感情之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普通人物形象：勤俭持家的吴寡妇；为多挣几个工分放水淹田的戴夫智；“身不离圈，心不离猪”的老农李仁林；“两眼一片白茫茫，脑里图画千万张”的大队书记徐斌；用六个夜晚查出五分钱的农村小会计王玉华；坐吉普车也撵不上的工段长丁万臣；被人称为“假小子”的化验员王克颖；“海南植物王”钟义；管天管地又管虫的气象员“兼庄稼的赤脚医生”荣凤爱；等等， 50来个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即使职业相同、事迹类似的人物，在刘衡的笔下，也是各不相同的，请看她的三篇文章____《习正扬带娃娃》《像卓娅和舒拉的母亲》《人到难处要拉一把》，分别写的是三位帮助大伙带娃娃的农村妇女。一位是老婆婆习正扬，她从6岁起开始帮妈妈带娃娃，到70岁时又帮助互助组办起了农忙托儿组；另一位是在大队幼儿园工作了23年的胡德珍，还有一位是土家族妇女周碧玉。同样是带娃娃，由于刘衡把她们的不同经历、性格特征、思想境界，——写出，因此，她们带娃娃也就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和特点。带了一辈子娃娃的习正扬，对娃娃们的事情可算摸透了，你听她是怎样念她的“带娃娃经”：“火娃子呀，跟个溜溜马样，一下子就跑远了。他的脚还没有生根，人是晃的，一跑远，你要赶快跟着，你在他后面，要慢慢地走，轻轻地叫，可不敢撵，一撵，他就绊倒了”…… “火娃子呀，吃的是跑跑饭，咬上一口就跑了。他跑了，你不要叫，你一叫，他就跟你藏藏躲躲。你装作没看见他，不朝他望。他把嘴里的饭吞进肚子，嗖___ 就跑过来了。”
习正扬这种充满母性爱的心境，洋溢在刘衡文章的字里行间。
而《像卓娅与舒拉的母亲》中的胡德珍，则在想：“我自己做不成卓娅、舒拉，可是我要做他们的母亲”。于是她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大队幼儿园的孩子们，“清早吃罢饭，赶紧跑到二里路外接他们进幼儿园。从远到近，沿门挨户。小的驮，大的牵,一个拉着一个的手，摇摇摆摆往前走。……一天两回，雷打不散，风雪无阻。”23年来，胡德珍“脸上的笑纹更深了”，但换来的是2300多位小朋友的茁壮成长。
第三位《人到难处要拉一把》中的周碧玉，收养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刚出世就死了娘的婴儿。当时，婴儿的爸爸急得“捶胸顿脚地大哭”，周碧玉“心里一酸，眼泪珠子滚滚掉”。她想起自己“刚5岁，就拉着妈妈的手，沿门挨户讨饭，是苗族乡亲你一口，我一口给我吃的、喝的，我才没有饿死……。如今别人遭了难，我能眼睁睁地不管吗？”具有深厚的同情心和报恩思想的周碧玉，二十几年来，帮别人带大了9个苗族细伢。
类似的例子在刘衡的集子中还可以找到不少。
的确，要把这些普通人描写得深刻、真实、感人，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刘衡说：“我采访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总是感到材料不够，知识贫乏。直到我‘磨’得不好意思了，才不得不罢手，无可奈何地写上一篇。”刘衡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和一颗赤诚易感的心，弹精竭虑地画出了普通劳动者的众生百态图。
人情味人性美
我们也曾读过这样的新闻作品，作者或者出于过分的偏爱，或者出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往往借助想象拔高、塑造出一个个响当当、硬邦邦的钢铁英雄，一尊尊“高大全”式的“典型”，让读者顶礼膜拜，刘衡不是这样。她善于从那些小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之间，观察和描绘生活中这些无数真实的人，写出了他们的人情味和人性美。
以集子的开篇《杨全领结婚证》为例，这是写于1954年的通讯，意在宣传勤俭持家，可通篇看不出有宣传味，作者只是通过大手大脚的杨全，为了一心想讨吴寡妇的欢心，在饭馆请吃装阔，差点使婚姻告吹的描写，寓情于理．让读者从中受到启发、教育。
刘衡说：“写人物心态要真实、准确、可信、可亲；掌握分寸，切忌拔高，说大话，说空话。”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战胜生活的风暴》一文中，她写女青年张贻仙因公致残之后，是什么力量推动她以顽强的精神自学英文，为发展祖国热带作物养植业突击翻译外文资料。刘衡除了在通讯的开头，引用了一句谚语：“锈坏不如用坏，闲死不如忙死。”之外，只写了张贻仙的内心独白：“我好比是受了损的一块铁，与其放着锈废，不如使用耗尽。”寥寥数语，启人思考。
“板话”体 自述体
刘衡的新闻用语，摆脱了书本腔、八股调，她从生活中采撷来活生生、水灵灵的新鲜口语，又时时杂以庄稼人的幽默和风趣，既通俗又别致，形成她特有的语言风格。而“板话”体和自述体这两个特点，在她的作品中，尤为突出。 说到“板话”体，就会想起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他有许多“板话”。刘衡笔下的“李有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个性不同，形貌各异，但他们也都喜欢“板话”。张嘴说话，没有文绉绉的典故，却有的是活生生的顺口溜。内容嘛，有批评，有表扬，有讽谕。形式嘛，有节奏，有韵律，有板有眼，较之作家笔下的“板话”，并不逊色。如1949年写的《毕革飞写快板》．作者在描写毕革飞，这位解放军中的“李有才”时，摘引了他反映部队生活的十来首快板，不仅语言清新流畅，而且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刘衡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民诗民谣的传统。如有些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或开现场会时，大摆筵席、大吃大喝、农民用顺口溜形容这种场面；
“小鸡直叫，烟囱直冒，鸡蛋壳直撂，洋河酒直倒。”
在报告文学《离不开高山》里，记载了群众描绘高山的大量谚语。如“神仙怕、鬼发愁，滑倒麒麟摔死猴！”将山之险、路之难，如见其状，如在眼前。
像这类新鲜活泼的群众语言，在刘衡的集子里俯拾皆是。也正因为如此，刘衡的作品才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刘衡作品语言的另一特点是“自述体”，又称“口述实录体”，是作者用第一人称，即让作品中的主人公直接和读者说话。这种手法，刘衡运用得很纯熟，很有特色。《妈妈教我放鸭子》（获1983年全国好新闻奖）就是“自述体”的代表作。在刘衡的这本集子中，共收“自述体”作品14篇，占总篇数的1／4强。
作者运用这种写法，使她的作品显得更加简洁流畅。由于主人公直面读者，直抒胸臆，因此省去许多不必要的过渡。同时，也缩短了主人公和广大读者的感情距离，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娓娓而来，徐徐而去，自然生动，可亲可信。 这个集子除了我们所述的三个主要特色之外，自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揭示重要社会矛盾、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似乎少了些。不过，人，各有所长，求全责备于一人，似乎也不够妥当。 文如其人，观其文而知其人，刘衡本人的最大特色也是真。数十年来，虽然她历尽劫波，饱尝忧患，但她却始终不失其纯真的赤子之心和自强不息的求索精神。“不踩别人的脚印，也不踩自己的脚印。”这是她刻意追求着的，也可以算作她成功的一条经验罢。 （此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定价3．20元） ＜新闻战线＞198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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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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