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欢欢喜喜、热热闹闹过完90岁生日，萧乾老师怎么就走了呢?和大家一样，我有说不尽的悲伤;和大家不一样，我还有说不尽的惭愧。
      我和萧乾是1956年在呼和浩特认识的，那时我是<人民日报>驻内蒙古的记者，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聘请的顾问兼特约记者(与他同时被聘为顾问或特约记者的还有田间、徐迟、方纪、吕荧、雷加、舒芜……)。萧乾在内蒙古参观、访问了几个月。我刚在报上看见他写的<万里赶羊> ：30多位牧民赶着1400多只细毛羊从新疆到内蒙古，过天山、走毒蛇区、毒草滩、淌激流、战山洪……活灵活现地尽是特写镜头。我原先对他很少了解，十分惊讶他这个吃过洋面包的人，竟那样吃苦耐劳，跟着运羊队伍跑一万多里路。而我们这些在解放区滚爬过的记者，在解放后却很少能做到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说，他没有到新疆，没有参加赶羊。 整个经过是由那位赶羊的蒙族干部提供的。我更佩服他了，除了佩服他的才气， 还佩服他对羊、对牧民、对边远地区的穷山恶水那样熟悉，有那样深厚的知识、兴趣和感情。郭沫若不是说他是"黑色文人"吗，怎么短短的时间，他的思想感情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告诉他，我1938年在汉口市立一女中念书时就见过他了，因为他从上海流亡到武汉时，曾经帮我们的英文老师刘德伟代过课。刘老师不教我们，教比我们高班的同学。当萧乾老师路过我们教室去上课的时候，我们这些低班的小女孩喊一声"来了"，就挤在窗口、门口围着他看。我问他："刘德伟老师现在怎样了?"他说："她挺不错，国民党有一位达官贵人对她非礼， 她打了人家一个大嘴巴"。
        一次见面、一次谈话，萧乾对我仅仅有点印象。1957年，我们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被划成右派分子。1958年4月，我们都分到唐山柏各庄农场(现为唐海县府所在地) 劳动改造。他们文艺界的到第3分场，我们新闻界的到第4分场。我们不在一起，我又不是出名的右派，萧乾不可能知道我的情况。使我在农场大大出名的是在1959年2月春节以后。1958年，农场叫我们填表，问我们对处分有什么意见。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填："我不同意这个处分，因为我不是右派分子。"全农场一百多名右派，都表示同意这个处分，只有我一个人公开表示不服，立刻引来一连串更大的打击：监改我们的王振山要4分场的右派对我孤立、斗争，要我延长劳动时间，干重活、脏活，春节不让我一人回家。春节后，总场发通知，告诉全农场的右派分子，说我顽固不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加重对我的处分___由劳动锻炼变为监督劳动，生活费由每月60元降到26元。还叫大家以我为戒，进行检查。这样，萧乾自然把我记住了。
        我是4分场的斗争重点。王振山向我谈过萧乾，他说："3分场的斗争重点是萧乾，人家一斗，他就劈里啪啦交代，写了好多好多， 尽是反动又反动的东西"。还说："你交代的材料有半屋高了。3分场的萧乾、4分场的刘衡，你们是一对活宝!"
        我在来农场前，看过萧乾1957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点偏，轻易把`乱说`当`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我觉得萧乾写得好，和对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思。我觉得不光我不是右派，萧乾和其他人也不是真的右派分子。
        1959年9月，为了迎接国庆10周年，中央决定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并给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有一天，总场要召开摘帽大会了。我们从各个分场向总场大礼堂集合。
         会议休息，大家三三两两的到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我被严格孤立，一个人坐在石头台阶上。还是和在分场时一样，没有人理我，我也不理任何人。我用眼睛寻找认识的人，除了看见我们报社的右派外，还看见了文艺界的陈企霞、钟惦榧、唐达成、穿着补丁连补丁衣服的萧乾……突然，萧乾向我走过来了，果然，他还记得我。他不避嫌疑地来找我，说明他对我的关心，他想和我说说心里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在农场的日子比别的右派更难过，他不会像别的右派一样，对我横眉瞪眼，和我划清界限。我也知道，他和别的右派分子一样，口里服罪，心里也是不服罪的，他在心里对我是同情、共鸣的，我准备和他好好谈谈。我知道他长期在国外，没有到过解放区，我要告诉他， 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是甄别了的，对反右派这样明显的错误，党决不会视而不见。<上帝了解真情，但是他不说>。我要告诉他，"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微笑，眼睛看得见未来"。(注)谁知我们刚寒暄几句，3分场一个人走过来，赶紧把萧乾叫走。我这才知道，萧乾一直受着监视， 人家怕他和我这个顽固右派串联。而这监视他的人正是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用右派监视右派，这是最狠毒，也是最令人伤心的。所谓"煮豆燃豆箕"是也。
         我失掉了和萧乾谈心的机会。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我作为"独立大队"，一个人到山东荣城采访，从报上知道他的地址，给他寄了一信。很快，他回信了：
        "刘衡同志：谢谢你的信和大作。它们是在我最忙的时刻寄到的，现在我只能给你写一短信，而且恐怕也见不到你的回信了。因我即将赴美访问，要同二十几个国家的37位作家相聚两个半月。短兵相接，其中还有台湾及东欧作家，很不好应付，而且只去两个人(连我)。我们天天都在琢磨会问些什么，如何回答；也在准备去讲点国内文艺界的事，多不好办!所以什么都顾不及了。有一堆信都不能回了，只回你这封，因我一直很关心你。听姜德明说，你写了很出色的通讯，一时也来不及看了。等11月底咱们再通信吧。把你的悲、愤，都升华为文章，写出点出色的、有长远价值的东西。诗穷则工，咱们都穷过，你更是如此，应当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信是告诉你，我十分十分关心你，并热烈地支持你。
    祝 笔健 萧乾 8.11(1979)
      11月你可能回京了吧? "
        一切都清清楚楚，被我猜中，用不着再说什么了。我没有给他回信，回北京后，也没有去看他。因为我知道，他是那样的忙，要干许多重大的事情，我不忍心占用他的一分一秒。20年来，他以年迈的病残身体在国内、国外做了许多工作，他写的200多万字著作，占他一生写作的一半。他跑好了人生最后一圈，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没有找他，更因为在他面前，我是那样渺小，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这个伟大的时代，也对不起萧乾老师。我没有好的成绩能向老师汇报，只有说不尽的惭愧……

(注) 30多年后，我读了李辉的<浪迹天涯___萧乾传>，知道萧乾在文革期间曾经自杀， 我很惊讶。我想：如果当时他能听见我这个处境比他更坏的人的谈话，或者以后可以避免这场悲剧。当然，这只是我的一闪之念，是否真的如此，无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