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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梅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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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于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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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益同志2003年9月13日走了，但对他的记忆却没有走，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注）。
1961年，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4年以后，跟着大家回到人民日报社。4年来，我不停地喊冤叫屈。但声音微弱，只有农场和报社少数人听见。
即使听见了，我的情况未见任何改善，反而受到更大的打击迫害。现在，我回到北京，有机会直接向中央上诉、喊叫了。
我几次去找中央组织部。组织部派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听取我的诉说。她说,现在上诉的人有不少，好些外地来的，在组织部门口露宿: "你比他们强，你有工作，有住的地方。有好些人连工作、工资都没有了。”
是的，我应该知足，正像印度一则谚语说的那样，“我没鞋,我痛苦，但我还应该看到一些没有脚的人。”但我还想起了我在1956年写的一篇批评稿件<误车的不是你一人>:有趟列车不出通知，提前1小时开走了,害得好些人误了车。有人去责问站长，他反而振振有辞:"你何必生气?误车的又不是你一人！“正因为误车的不是我一人,是好些人，我才更有气，更要反映呀！"我对她说:"上诉的人那样多，不是我一人，他们的处境比我还惨，这就说明反右派的甄别工作更需尽快进行。”
我回去后，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催促。终于有一次，她回答我: "现在好了，现在中央接受你的意见，决定给右派甄别、平反了。你等着吧！”但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她,她突然改了口: "现在中央决定不甄别了！”我再三责问:"有甄别问题，为什么不甄别?为什么?为什么?"她没法回答我,只是一股劲地说:"不甄别了，不甄别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我自然一点不能了解。我只知道，反右派这个工作没有结束，我必须继续喊叫,促使右派甄别的一天早日到来。我去拜访许多我认识的高级领导,为了呼喊，为了刺探，为了请他们就近向中央反映。
首先，我打电话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梅益同志。他早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马>等书教育了好几代人。日本投降后，他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当发言人。他虽然仪表堂堂,但爱做幕后工作，对出头露面的事常常躲着走。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他跟着代表团撤退到延安，分到清凉山(新闻单位所在地)。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解放日报>撤销，我们合并到新华社，向太行山、西柏坡等地转移，梅益就当了我们口播部(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的领导。在几年的共同工作中，他对我们几个喜欢文学的青年是欣赏的，叫新来的干部学习高而公和我的文章，还叫高而公和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做专职记者。这次我找他时，他的女秘书把我盘问了好半天，才让梅益接了电话，他让我晚上去他家里。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您知道吗?我是顽固右派……”他哈哈笑了:“我不知道、不知道……”我问:“我当了右派，您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只知道好久没有在报上看见你的稿子了。”我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怕我难为情，在骗我。果然，他的妻子尹绮华在旁边连声说:“我不信!我一听说你被划右派，我就不信! ”
尹绮华也在口播部和我同过事,我早就发现,她是一位正直的好同志。
那是在1948年初，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党进行过一次整党运动。那时我们的广播电台已经搬到晋冀鲁豫的涉县西戌村。 大家在运动中检查自己的立场、思想和作风, 调来不久的高而公成了运动中的重点。原来，他的父亲高惜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学纺织的。 回国之后，先是当教授、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后由学者变成官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 高而公1936年在北京一个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七七事变后， 流亡到上海，进大夏中学。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在1938年毅然参加共产党。1939年他奔赴延安，到重庆后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于1940年进四川三台东北大学政治系读书。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剧团、出壁报。1944年他和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派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 进入国民党中央社工作，从那里取得国民党的内部消息。1945年日本投降后， 刘光又派他利用父亲是东北要员的关系，到那里做秘密工作。当他带着接头人的姓名、暗号去东北，路过晋冀鲁豫解放区时，那里的党组织让他留下来，到军政大学学习，他听从了。1946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 连续4天在显著位置刊登他写的<记解放区的一个细胞> 。<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它以这样大的篇幅刊登这样长的特写，是有史以来少见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于是，高而公以后被调到我们广播电台。
高而公又是失掉组织关系，又是国民党中央社的成员，父亲又是国民党政府大官，大家对他群起而攻之。编辑鹿野更是疾言厉色，不断训斥、责骂。高而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几乎要发疯了。
鹿野1937年参加革命，他当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政治教员。后经组织介绍，当了李公朴的秘书，不久回到延安。1943年在抢救运动中,他被当成特务，挨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他以别人斗他的那一套来对付高而公了。尹绮华顶住"左"的压力，批评鹿野：“情绪不对头，有点变态，藉运动出气、报复。”从此鹿野慢慢恢复了善良本性，同情无辜挨斗的人，不再打击自己的同志了。他听说我的情况，曾经前来安慰我: “你是一位大写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广播电台的一些老战友都说，你如果不去<人民日报> ，留在广播电台，我们不会划你的，梅益同志也不会划你。像高而公、刘朝兰......都被梅益保护下来了。”
鹿野和老战友们说得很对， 在梅益同志领导下，我不会当右派的。因为他对我一直很关照。刚进北京城时，我去采访，他叫我不要吃被采访人的东西。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资本家。 那位资本家叫了一辆三轮车送我回来，还开了车钱，我怎么挡也挡不住。我把这事告诉梅益，他立刻叫我把车钱寄了回去：“你就那么稀里胡涂不懂事！”我要求调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他说：“你再找不到像我这样好的领导了，你会后悔的。”
现在，果然悔之晚矣，梅益能干什么呢? 他只是静静地听着。他听着我讲：“反右派了,我感到不对头，怕党又要得罪人，才向组织汇报。我的意见再错也不能错成敌人。”他听着我讲：“农场让我们填表，问我对处分意见，我本着对党忠诚老实态度，说我不同意这个处分，结果对我加重处分。我很奇怪，党章规定，党员对自己的处分有上诉之权，并没有说上诉错了要加重处分。何况我并不错！农场怎么违背党章呢？”他听着我讲：“农场把右派分子分成三类：第一类改造好的是口服心服，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第三类改造最坏的是心口都不服。怎么心口不一的比心口一致的还要好？这不是鼓励、逼着人们说假话吗？”他听着我讲：“几年来，人们用各种办法逼着我承认是右派，说是只要承认这顶帽子，就可以摘帽子，但揭发不出我有任何三反性质的罪状。我说，这不合逻辑，你说一个人是小偷，他说他没偷东西，你就应该研究他偷东西没有。怎么承认了是小偷，就不是小偷了呢？”....梅益听着我讲这些天方夜谭式的奇遇,不时笑笑,不作一声。我想:“如果梅益认为我是右派，我就相信。”就说:“我现在想通了，大概我真的是个右派。”
他开口了:“你要是真的想通，就这样说，不是真的想通,就不要说。”这话很合我的胃口，我好久没听过这样的话了，梅益同志的确值得信赖, 我算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知音。可是，以后我再打电话找他,他对我说:"你记住那天我说的话吧——我已经不是你的领导，你不要再找我了，有人已经在查问我们是什么关系……”——真是一片红色恐怖。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恢复了记者工作。我南来北往，东奔西走，住无定所，很少和亲朋故旧交往。只知道梅益同志文化大革命后，离开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中央社会科学院当领导，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总编辑。直到90年代底，才向梅益同志打电话问候。他听说我摔交骨折，劝我去找邓朴方，说他在香山办了个残疾人康复所，可以免费疗养一个时期。我因种种原因，没有去张罗。
我没法上山下乡跑工厂了，就在家里写回忆录。我写的是我亲历的反右派运动，因为这段经历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我寄了几篇给梅益同志，他在2001年12月19日给我回了一信：
刘衡同志：
向你拜年，问你好。祝新年健康，续有新作问世。你写了许多，今年能挑出你中意的结集问世最好。
我去年流年不利，先是中风，右脑有巴掌大小一块血管堵塞，影响记忆和平衡，容易摔交，事情记不牢，颠三倒四。后又白内障开刀，效果不算好。九月起感冒二个月，天天这样，想给你的信也没写出。希望今年可好一些。今年我已八十九岁，来日无多，今天给你写信，就是希望你继续健康，不放下笔，多写些我们大家都喜欢的文章：刘衡还是刘衡，老了也是刘衡，让我们大家都记得你，记得刘衡。不要老背着右派的包袱，不要受它的影响，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希望你注意健康，不要熬夜写文章，注意休息，多多保重。
尹绮华装了个心脏起搏器，比过去好多了，每天坚持散步，很有毅力，也老念你。祝你新年全家都好。
梅 十二.十九
我保存了这封信，记住了梅益同志的教导：不让右派经历成为包袱，成为绊脚石，而是要把它变成后来人的财富，变成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回头看是为了更好的向前奔.....
（注）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说：“生命在于记忆”。
2003.10.24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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