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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了一个终身不解的问题 ____第一次投稿
我第一次投稿是在10岁那年，在上海读小学5年级的时候。
我生在湖北鄂州，4岁就随父母离开家乡，到武汉念书，怎么跑到上海去了呢？
原来我的父亲胡复1911年辛亥革命时,在胞兄胡廷翼的部队参加武昌首义,并参加北伐，认识了邓玉麟将军。 邓将军是湖北巴东县土家族人，1908年开始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成立了共进会湖北分会。 在武昌起义时，他率众冲进清政府军械库，取出武器弹药，携炮十二门占领蛇山，射击总督署，迫使总督署统领张彪穿墙逃走，武昌起义遂告成功。1913年,邓领陆军中将衔，任总统府高等顾问官。1925年。邓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以后，他目睹军政界尔虞我诈及蒋介石恶迹，愤恨不已，就脱离军界，先后在汉口创办“辛亥革命烈士遗孤教养所”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后到上海养蜂，办了个亚洲养蜂厂,邀请我父亲参加。
我的父亲有两个姐姐、 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很早结婚走了。我父亲从小娇生惯养，把哥哥当马骑。谁知到了1920年，突然大祸临头，我大伯病死了，留下大伯母和4个小孩。接着在辛亥革命中立了战功的二伯胡廷翼被授予陆军中将衔后，在1921年被军阀王占元枪毙，成了革命烈士。二伯母回娘家了，留下两个小孩。加上我的母亲、我大哥和我，一家十多口的生活重担都压在我父亲肩上。
我的祖父胡辉庭没有留给我们一分田地， 只有一幢很大很大的房屋。为什么会是这样？原来祖父是武举人出身，做的是武官，历任荆门、德安、安陆、黄石港等十处守备府（即城守营） 和黄州协台。在任协台期间，武昌、大冶县人民因受梁子湖的水害，集款自动兴工， 要求建筑樊口堤坝。而安徽省士绅不准修筑，想让梁子湖容纳长江洪水。当朝宰相李鸿章是安徽人， 责令两湖总督制止，总督官文遂召集地方官绅开会征求意见，胡辉庭赞成修筑，触怒当局，被罢了官，回到武昌旅居。嘱咐弟弟在家乡修建房屋，作养老归田之计，他弟弟以为他在外做官十一任， 弄钱很多，就做了上下三重的大栋房屋，比祠堂还大。结果不但用尽手中积蓄，而且把乡间原有的田地卖光。
这就是说，我们无法依靠地租过活，农村又不兴房屋出租，在家乡分文不进，活不下去了！
我的父亲清朝时在两湖优级师范毕业，民国时又在北平中央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就依靠这点知识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当职员养家糊口， 1926年索性把全家搬到武汉了。很快，我的大姐结婚走了，大哥、二哥参加了黄埔军官学校，也走了。剩下大伯母、我母亲、二姐、三姐、四姐、三哥和我。要靠父亲养活。虽然三姐、四姐是烈士遗孤，能按月领取抚恤金。但抚恤金有限， 全家生活十分紧张。因此，当邓将军一邀请我父亲养蜂，父亲以为能够摆脱困境，就在1931年把母亲和我搬去了。
我们一到上海，可苦死我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上海当时全部是私立学校，要学费，父亲是读书人，再穷不能让我失学。于是，我插班进了明德小学四年级。这个小学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语文从小学就开始念古文，我们当时念的是《孟子》。我对“孟子见梁惠王”等等虽然不感兴趣，但我已看得懂《聊斋志异》，对语文倒不发愁。愁的是英文。 武汉的学校，中学开始念英文。而上海，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念了。于是，我 父亲就请邓玉麟将军的女儿邓锡琼给我补习英文。她家住徐家汇三角地，离我们学校不远.我每天下课后， 就去她家。邓姐姐比我大7岁，小的时候大1岁就像大了好多，我们做不成朋友。 但她家有一座漂亮的花园，一年四季花香不断，里头有一条名叫“嘉林”的看门母狗。 我一有空，就和嘉林玩耍。我只要伸出手，说一声：“嘉林，你的脚呢？”它立刻伸出一只前腿， 和我握手。然后我把手往上一提，它用两条后腿站立，另外一只前腿也伸了过来，被我另一只手握住。我们手拉手，转着圈……… 除了和嘉林玩耍之外， 我最高兴的是一个人闷在房里读课外书。像《秘密洞》、《木偶奇遇记》 、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凡是写给小孩看的书我都找来看，整天沉醉在神仙、 童话世界里。我父亲见我离现实世界越来越远，就给我订了杂志《小朋友》，每期送到我手里。《小朋友》讲的都是我们小孩的事，我看得很上劲。
从《小朋友》 上，我知道我们小学生也能够投稿，把自己的作文印在书上。于是，我就琢磨投稿的事。 投个什么稿呢？我想，《小朋友》是我最亲最亲的，比嘉林、邓姐姐、父母亲还要亲，我要把我心里的秘密单独告诉它，让它帮我解答。
我心里的秘密是什么呢？ 原来好几个月来，我就在想了：我这个灵魂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我能感觉我， 感觉不到别人？我这个灵魂以后没有了，就像我睡着觉，感觉不到我自己了，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它怎么就来了，就有了，是从哪里来的、有的呢？
就在十岁那年，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给《小朋友》杂志寄去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篇稿子， 提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结果我左等右盼，我最亲爱的《小朋友》没有给我回信。
就在这一年， 我们家庭因缺乏经商基因，加上“一二八”上海抗战，父亲养蜂失败，我们回到武汉，父亲又走进了国民党政府机关。
我的问题藏在心里， 没有地方好问。我模糊地感到，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只好把它放在一边，不去想它。
一直到现在， 我已过80岁的时候，我还不能想它。一想它，我就迷糊了，想不下去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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