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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泥乡长》和《雷庄村》
_从“没话讲”到“有话说”
我的祖父是武举人。从我父亲开始，成了国民党政府机关的职员，属工薪阶层。我4岁跟着父亲离开农村，在城里念书。没有回过乡，对农村毫无了解。
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是从看鲁迅、巴金、丁玲等的小说认识革命、参加革命的。鲁迅先生的我只喜欢《狂人日记》、《阿Q正传》、《伤逝》，对其他描写农村的看不懂，也就没有兴趣。
1941年，我到了陕甘宁关中分区，当时我才19岁，只读了两年大学，几次提出到延安住鲁艺，但不被允许。我对分配给我做的实际工作感到平凡、琐碎，就内心伤感，欣赏当时流行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例如: 吴伯箫的<向海洋>：“我的身在山谷，我的心却向着海洋。”
1942年冬天， 我被派到新正县农村征粮。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下乡，走不赢同路的伙伴， 远远掉在后面。我一边走，一边掉泪：“怎么来到解放区，不但不能成为什么家，反而变成乡下人了？父母亲知道了，要伤心、生气的。”
到了新正乡下， 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听不懂话，搭不上话。一有空，我就拿出带来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阅读，惹得一些小孩围着我看稀罕。
征粮组见我起不了作用， 就叫我帮县委宣传部长起草时事报告。我把报上的材料东拚西凑， 写了好几张纸。宣传部长照着念，满嘴学生腔、报纸味。人们不爱听，露出不耐烦的脸色。
有一次， 我找到一位乡长，把他的年龄、党龄、家庭、工作等情况，盘问了好一阵。惹得这位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干部发了火，对人说：“上边只要来个人，就要问这问那，没完没了。 连黄毛丫头也跑来检查我的工作……”
我回来后， 要为自己挽回一点名誉，给《关中报》写了《大家夸他泥乡长》。表扬这位乡长为了领导生产，成天在泥里水里奔跑。但搜尽枯肠，只写了一百来字，就无话可说了。——这就是我的第一篇新闻报道。
这就是那个在汉口市中学生论文比赛中得过奖的人!
这就是那个考取公立大学理科而且全校只有她一人考取公立大学的文科学生！
这就是那个用墙报、手抄本小说使人们为之悚然一惊的左倾分子！
这就是那个坐在关中地委机关论文比赛中的第二名（注）！
怎么一到了农村，她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我要找回我自己。
1942年，全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整风学习运动，读整风文件。毛主席的好些教导完全是针对我讲的。 例如：“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 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 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反对党八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打成一片。 而要打成一片，就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 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 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开始学习农业知识、庄稼话、口头语、民歌、民谣、民谚……使自己的爱好从欧美的、 古典的、华丽的、矫揉造作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转到另一方面来。慢慢地我爱上了这些活生生、 水灵灵、闪闪发光的群众语言，而对那些华丽的、雕琢的、矫揉造作的书本腔、翻译味感到肉麻，引起一阵肉体的痛苦。我发现，我一记日记，一和朋友们写信，就欧化、 伤感。既然如此，我就不记日记、不写信了，不去欣赏、描写自己了。我失掉了我自己。
1945年，我利用暑假（当时我在关中师范教书）第二次到新正县农村，和农民虽然不能打成一片， 但有话说了。写了第一篇工作通讯：《和旱荒作战的雷庄村》。延安《解放日报》只删掉一句，很快全文发表。
这删掉的一句，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在文章的开头，我写：“天真怕人得很，像火着了一样， 雷庄村的涝池干巴巴的。狗娃撒了一泡尿，一眨眼就看不见了。”这后一句话自然是我想象出来的，逃不过编辑同志的火眼金睛，把它大笔勾掉了。
《和旱荒作战的雷庄村》
“就是落几场透雨，秋也是薄定了！”
天真怕人得很，像火着了一样，雷庄村的涝池干巴巴的。六月天，麦子正在收割，每亩只打下一斗的样子。张登云家往回驮麦，去年一条大驴每亩地要驮六七回，今年一条小驴驮两三回。秋地里，往年这时，谷子快两尺高，已把地皮密密地盖住了。可是现在，还只长出四五寸。
雷庄村的人们迫切地期待下雨： 五个年轻人听了老人的话，头上箍起柳条，背上一对红毛绳系好的小白磁瓶， 瞒着公家人，到湫子沟求雨。他们将瓶子丢在亮清清的水里，烧着香表，磕着头，由一人念起祭文：’“……百草齐干，麦苗枯槁，秋禾死完；民为邦本，以食为天， 五谷不收，民命难堪……析神开恩，救苦救难，云行雨施，落雨沛然……。”
七个小女孩听了妈妈的话。从沟底抬上水来，一面洗碾子，一面念道：“碾子碾子哥哥，天干着火着，毛头女子没人养活．全凭天爷养活！”
可是，十多个小学生听了教员的话，不迷信，看见天上飘过一片黑云，知道“云遇冷，变成雨，落下来。”就高兴地拍起手。
六月二十号中午，云真的变成雨落下来了，人们心里都喜迷迷的，娃娃在院子里嘻嘻哈哈的乱跑乱跳。
傍晚，雨住了。第二天，太阳在雨气里升起，还是那么红，那么大，一样的烧人身体，刺人的心。人们都说：“这点子雨，啥也不顶！”
二十三号，天又阴起来。村主任说：“要是再下场透雨，秋还不会太瞎。”乡长马上给他指出：“秋已经瞎了，往年头伏就可见糜谷穗，今年你看，谷子只几寸高，糜子有的还只露出了尖尖，到了中伏，都会抽不出穗来。就是落几场透雨，秋也是薄定了，防年馑的事，一刻可不敢放松！”
省吃省用是办法
五月二十八号晚上，雷庄村开了防灾备荒动员大会。第二天，黑板报上就警惕大家：“求神祈雨不顶事．省吃省用是办法！”
开会以前，注意到省吃省用的只有忠学和登云几家子。会毕，一个老汉说：“会开得好，幼年人就没看出年馑，还吃好喝好的！”
三十一号，妇女们也开会了，大家说：“节约靠的是妇女，因为缝新补烂、养儿做饭、推磨滚碾，全要经过妇女的手。”
小学生回家向妈妈宣传。张步声就对他妈说：“看，年馑来了，你不要再抓红绿颜色做花裹肚。”丈夫也在劝告老婆。张乡长说：“我是离门之人，家里全靠你照管，你是遭过年馑的，怎么一饱忘了千年饥，就不记了呢？”
于是，雷庄村每个家庭的小日月都被大大地打算起来，节约运动展开了。
碾米时，过去要碾三次，现在只把土气一簸，连皮碾在一搭；箩面时，过去用细箩子，现在用粗箩子，一箩到底，麸子掺到面里头。
吃白面馍和出水面的人已经是很少了。七十四岁的边区参议员张治平家中，以前两顿馍，一顿面，现在除老先生外，每天都是吃米汤、炒面，三天才吃顿连锅面，全家五口人，五天就可省出一天的粮食来。六月五号，黑板报上有这么个统计：“登云、维坤好几家不做馍。庄子大部分都吃菜连锅面或米汤炒面，全村一百六十四人，一天至少节省一斗二升粮。”
根据张登云的经验，九口人过去每天吃二升多，现在多些莱，全家每天一升就够了，能省出一半粮食。于是全村都多吃起野菜来了，像忠学家四口人，每顿都要吃三大碗野菜。
下午，教员领着学生拾野莱，以称莱作为算术教材；妇女们成立了六个拾菜组，老汉和小娃娃在沟里放牛羊，也要带回些野菜来。
可是，这里不比山地，野菜很少，因此必须大量地晒苜蓿。张治平家在六月十一号以前割下四亩头镰子苜蓿，晒成二百笼，可磨出两石面。其他人将苜蓿喂了牲口，准备把二镰苜蓿晒干好好保存起来。
在饲养牲口方面，已不喂料了，而是给吃野草、苜蓿。张登云家还把大驴卖了换成小驴，这样既节省饲草，又把长余的钱全买回粮食。
到长舌头镇赶集的人已经是没有了。张振东以前每上集一次，要喝酒吃零嘴，现在已不再吃。小学生也不吃零食，上学时不带零馍。这次村里民办小学放麦假，只请教员吃了顿细面，要是在去年、烧酒、猪肉盘子摆下一摊子了。
最近，正是收麦时候。庄户人家收麦就像过年，要吃白馍细面和油糕。可是今年，大家还只是吃些炒面、红面（即粗面）。
节约还须照顾健康。像忠学家里，近来连盐都吃得很少了。忠学在学校念书，爱打瞌睡，脸色不好。人也瘦了。这是一个要防止的偏向。
备荒主要靠生产
秋田就出在锄头底下，在这天干的时候，更是需要多锄地。去年这时，谷子才锄完一茬，糜子连一茬都未锄完，而现在，谷子都锄完两茬，有的已锄完三茬，还准备在草大时再锄一茬。出得早的糜子也都把头茬锄过了，还有好多才露尖尖的糜子还不到锄的时候。
在小满前七八天，共干种了糜于一百二十一亩，比去年多三十一亩。以后有小部分没出苗，又翻种了一次。
六月初，每家都订了计划，准备麦收后，种回茬小日月庄稼。去年只一家人种六十日糜子，今年全村要种四十八亩。还要种一百五十二亩荞麦，比去年约多三分之一。像张庭贵要种五亩六十日糜子、九亩荞麦，比起去年种的五亩荞麦来，就要多种九亩地。张长荣也要比去年多种四亩。
种菜籽的人也增多了。去年只有三家种了三亩，今年有七家。长荣和庭贵家都要种四亩，登云准备在荞麦地里带二亩。他们说：“防年馑就要种菜籽，冬里可挖蔓青根吃。”
下种的时候快到了，各家已把粪准备好了，缺粪的就拆炕打锅头。张清益说。“一个炕和锅头，可弄三车粪，能顶十二车牛粪，可种三四亩荞麦。”全村现已拆了六个炕、两个锅头，有的已抽空把粪运到地里。
六月二十二号，乡长和文书还亲自到棉花地里检查，看见张海家的苗稠了，就帮他拔掉；看见廷鹏和长荣每亩地只出五六个棉苗，就叫他们翻种糜子。登云和维银家苗儿稀，四分地只有一分地的苗，就叫他们在空空里补种些萝卜、白菜。
此外，现在正是收麦的时候，收麦原是龙口夺粮的活，在这荒旱的年头，大家更是紧张了。全村已提出“快收快打，细收细打”的口号。妈妈们不再叫女孩洗碾子了，而是叫她们在地里拾捡撒落的麦颗。晚上，妈妈还教训胡娇：“你要好好拾麦，拾的麦，我给你存下，遭下年馑，推面给你吃。”现在胡娇已拾下两大碗了。
在搭工组里的人，干得更是起劲。像庭贵组，一大清早，七个男子和四个妇女就到了地里，一人一镰刀，给麦地剃头。几个小娃娃在旁边做些杂活。早饭就在地里吃，中午回家凉一凉，就又上地，一直做到天黑，真是“麦天麦地，忙得顾不上出气”。
过去，搭工组不记工，说：“咱们姓张的都是一家人，为啥皮薄成哪个样子？”而实际上是因为没有好好记工，影响三个搭工组搭不起来。最近乡政府指示他们，在收麦时，一定要把工帐记清。
妇女们准备麦收后大量纺织。像胡娇的妈，今年除给公家推磨外；巳自纺自织了二十二丈布，还准备在后半年再织十丈。可是棉花来源缺乏，因此，希望合作社能很好的供给。
再，荞麦容易起黑虫，前年很多荞麦就没打下颗子，大家还找不出防虫办法。当今大量种荞麦的时候，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义仓和油坊的好打算
张清益首创的雷庄义仓，自前年春天开办以来，现已有义田六十亩，共存糜子十四石二斗。月初，张万寿因揭不开锅，借去四斗；油坊也借去一石四斗。张清益原先计划再拿出些粮来换些麻籽给油坊，后来看见年馑到来，就作罢了。五月二十八的村民会上，大家决定不随便开支义仓粮，借去的粮食在秋后一定要归仓。
粮食保管得很好，装在两个大囤里。囤的最下侧开了一个眼，手伸进去一揣，就可知道糜子发烧没有。目前因收麦忙，场糟得晒不成，准备麦收后，齐齐地晒一次。
义仓负责人张庭贵说：“今年秋里，义田收入不打多，只打算个五六石，连先就有二十石，全村大小一百六十六人，每人平均可分一斗二升。”
油坊才开办一月来天气，只榨了四榨油，油坨（即油渣）已全部卖出。主任张维功计划，在后半年存下三百六十个油坨，好给村民备荒，每人平均可得油坨两个。这样，光义仓和油坊就可帮全村解决两个多月的食粮。
目前因短本钱，油坊暂时停顿。他们计划秋后大量发展资本，继续榨油。可是，部分村民拒绝外村人入股，认为这是“我栽树，你乘凉”。这种保守思想必须好好说服，因为油坊资本扩大，对于雷庄的防旱备荒有极大帮助。（原载1945年7月16日《解放日报》）（注） 在关中地委机关干部的一次理论学习的论文比赛中，我高班同学陈越平（后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第一名，高仰云（当时的宣传部长，后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文革中自杀）第三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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