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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出土”第一枪 |
1978年12月8日，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领导却不让我去实现破灭了21年的记者梦。“57岁了，早该退休!”“20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谁要你!”
我说:“一个战争罪犯，像溥仪，把他关了10年、20年，还要让他出去参观，把我关了21年，也该让我出去看看。”我还给当时的副总编辑秦川写了一封信：
秦川同志并转核心组：
中央11号文件谈到， 对右派分子在工作、生活上不要歧视。可是，我这两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得到解决。
我很希望能够恢复我的记者工作，因为我被撤消职务，不是因为这一工作我没做好，而是由于从天上飞来了横祸。
……………
我被划为右派后，我一直不服，但我并不悲观、消极，一直在为重做记者作准备。党让我劳动改造，我是接受的，认为这是为我今后到工厂、农村，更好的写工农兵打基础。劳动之余，我从来不玩、打扑克等，而是读书、练笔。
这就是说，我不仅有空洞的愿望，还有切实的努力，使我有信心把自己继续摆在“示众”的地位，重做这个极冒风险的工作。
当然，我现在再做记者，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例如：长期被孤立，长期脱离工作，各方面落后一大截。但我相信，在领导和同志们帮助下，我会赶上来的。只有把我放在工作中，我才能赶。不是要我赶上来后，才让我工作，那是永远赶不上来的。再如，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又有病。正因为我年纪大，我才急着在还能动弹的时候，跑几年。不能多跑，可以少跑，多蹲点。至于病，差不多人人都有。我的病主要是气闷、心绞痛，是生气、受打击迫害得的。有了我欢喜干的工作，心情舒畅，病就会好，不然，病永远也好不了。
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稿子《地质勘探者的幸福》，谈到地质工程师的幸福是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在为人民服务的行列里，我也能发挥我的所长（是我跟我自己比，不是跟别人比），重做记者工作，这就是我今后莫大的仅有的幸福。
我的请求，希望能得到批准。
此致 敬礼！
直到1979年4月，领导才允许我外出见见世面。报社里没有任何部门接纳我，我就当“独立大队” ，四处漫游。我跑山东、跑江苏，特地跑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再当记者，如果不能，自动退却。我到一处，写一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社有关部门，不写出不离开。
埋封21年的文物出土了，20天工夫，我打出了第一枪____
《双眼失明的大队书记徐斌》
两眼一片白茫茫，脑里图画千万张
一九四七年秋天，山东解放区受到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在一次战斗中，二十岁的共产党员徐斌两眼受伤了。伤好那天，解开缠眼的纱布____天哪！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了！
第二年，徐斌复员回到家乡____现在的山东省掖县过西公社徐家大队。在战场上，他为人民流过血；回到农村，他继续为人民服务！一九四九年，他当选为党支部书记。他让竹棍帮他领导生产。他在竹棍上刻着八寸、一尺、一尺五寸等记号，到地里丈量翻地的深度够不够，测量庄稼的高矮，估量长势好不好。
眼睛是头脑的窗子。徐斌的窗子坏了，他的耳朵、手、脚慢慢都变成了他的窗子。三十多年来，透过这些窗子，差不多别人看得见的东西，他的脑子里也有这些东西了，而且比别人记得清、记得牢。大队五百六十二户，大部分人家的门槛他都跨过。他知道每户房院的位置、大致的摆设，知道每个家庭的人口、亲友，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大队二千一百七十人，差不多二十岁以上的人，徐斌一听声音，就能叫出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的性格和爱好。大队四千多亩土地，每一块他都去过。他知道上地座落、水井布局、土质好坏……。
到公社开会，上级布置生产，别的干部在本子上写，他用脑子记，回来传达贯彻，一点不漏。别人每天看报纸，他听广播。每天清早起床，徐斌就开始忙乎，耳朵、嘴巴、手脚、脑子一刻也不闲。晚上睡觉，嘴巴、手脚不动弹了，他的脑子还在转游。他的老伴说：“黄牛走到地头要喘一口气，你快休息休息！”他说：“我是第一把手，党把两千多人全交给我了，我能不操心费力吗？就这样，好些事情我还顾不过来、想不到，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使。”
惊天动地一声吼，“哗啦”一下热泪流。
一九六七年冬天，有一位党支部委员告诉他，村子里出现了火烧几位生产队队长的大字报。
徐斌说：“他们都是好干部，战斗在第一线。早上工，晚下班，完了还得转着看一看。虽说几张大字报算不了什么，就怕他们没经历过，挺不住，影响生产。”“如果说要火烧，应该火烧我，轮不到他们。如果说，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牺牲，那就朝着我来！”果然，斗争的矛头很快转到他身上了。
一天，全村开大会、批斗徐斌。徐斌在土台子上拄着竹棍，挺挺地站着。斗他的人说：“你打着红旗反红旗！”徐斌说：“我打着红旗，可是反红旗的不是我！”斗他的人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徐斌说：“我是当权派，这不假。可是，我并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跟党走社会主义的路！”
台下的群众纷纷议论：“徐斌一不贪污盗窃，又不多吃多占，享受靠后边，困难事走在前。刮风下雨了，他到处查问我们的房子漏不漏。飘雪上冻了，他亲手摸摸我们的棉被、棉衣厚不厚。他到底有什么罪呀？”
好些人记起来了：一九五三年村子里发大水，徐斌不是曾经在这个土台子上，拿着喇叭筒，向大家广播，喊过话吗？那个时候，他领着大家救灾抢险，泥里水里，一脚深，一脚浅，东跑西颠。白天忙了，黑夜还忙……
批判他的人也讲不出徐斌有什么罪。徐斌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慢慢地说。现在我站累了，你们给我一个板凳，我坐下来，可以跟你们说几个钟头。”
“什么？什么？你还要板凳？”主持会的人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个，这个，让我问一问群众。”他转过头来，对着台下喊：
“这个反革命、走资派徐斌，不低头认罪，还要板凳！你们说，给不给呀？”
“给！”人们使劲地喊着，全场一声怒吼。
参加这次批斗会的人有多少，徐斌看不见。会上，有人退出，有人哭了，徐斌也看不见。现在．这惊天动地的一声怒吼，徐斌可听见了。它像雷在炸，像炮在轰，是那样整齐、干脆、响亮。徐家大队的人民群众是他的亲人，一直跟他心贴心呀！大颗大颗滚烫的泪珠从徐斌受伤的眼洞里流出来了。
人民利益放心上，走到哪也不转向
人民是徐斌的亲人，也是他的再生父母。
徐斌受伤那阵，几个民兵用担架抬着他，从一个村庄转到另一个村庄。每到一个村庄，住在老乡家里，都有一位大娘照顾他。她们好像是同一个人，因为她们讲的是同样的话：“要是敌人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娘。”有一位民兵，因为抬过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徐斌常常对人说：“我的命是人民给的，我要把我的命交给人民。”
不管是被撤职，还是被批斗，徐斌始终精神抖擞，照样干工作。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徐斌领着大家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腿摔伤了，他还坚持在工地宣传鼓动。经过三个冬春奋战，终于把小农经济留下的瓢一块、碗一块、七零八落、歪歪扭扭的小块地、盐碱洼，整成南北定向、成方成块、沟渠相通、能排能灌的良田，基本实现了“大地园田化”。大队买了抽水机、拖拉机、脱谷机，等等，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由“文化大革命”前亩产三百三十五斤，提高到一九七八年亩产一千一百四十九斤，每年交售给国家的公粮也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十万斤，增加到去年的一百一十万斤。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徐斌领着大家大搞工、副业。“文化大革命”前，大队只有编织、缝纫、木工、渔业和烧水、理发等。以后，成立了副业大院，又新添了织麻袋、轧棉花、织布、榨油、机修、建筑、蚕桑、养鸡等等。还买了两台发电机。
去年，徐家大队每人平均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元，差不多每家社员都有自行车、收音机，平均存款四百多元。徐斌到处张罗给社员安电灯，还建立灯光球场，买带银幕的电视机。有人跟他开玩笑：“瞎子点灯白费蜡，搞这么些你看不见的东西干啥？”徐斌说：“我一人事小，群众事大。群众生活好了，比什么都强！”
外来的人都很惊讶：一个两眼失明的人，领导一个两千多人的大队，怎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徐斌说：“有拐棍，跌不倒；有商量，错不了！我干工作全靠众人扶持！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岗位重要，都争着给我讲情况，出点子。众人就是圣人，我有了千双眼，还能看不准事情，搞不好生产吗？” （一九七九年六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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