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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衡谈采写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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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人要写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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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神之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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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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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经过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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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来学电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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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
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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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人要写心 |
我在新闻写作中，比较注意写“人”。在写工作通讯时是这样，在写人物通讯时，更是如此。
任何一种工作，对读者来说，外行要占大多数。因此，见事不见人的文章不容易讨好，对大多数读者也没什么教育意义。但任何工作都是人做的。在记事的同时，如果能写出人物的活动、思想、感情，情况就两样了。我的一些工作通讯，能够做到可读、可亲，有的还得了奖，其中一个奥秘，就是我在业务性、技术性强的工作通讯中，写了活蹦乱跳的人。他们有的有名有姓有职务，有的无名无姓，只是一个群体。当然，“工作通讯”，顾名思义，以写工作为主。写人，只是为写工作服务，喧宾不能夺主。“人物通讯”，就要以写人物为主了。
写外貌要为写内心服务
多写人物的内心——这是由报纸的性质决定的。报纸的读者十分广泛。怎样才能使大家产生共同的兴趣，感到可读呢？只有写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因为人们的思想能够互相交流，引起共鸣。喜怒哀乐能够互相感染。同时，树立一个人物，为的是让人们学有榜样。人们要学的只是他的品德、精神等等，而不是去学他的外貌，外貌是学不来的。
我常常不写人物的外貌。因为报纸的篇幅很小，人物的外貌美丑、高矮肥瘦常常与文章的主题、内容无关。当然，如果有关，我还是要写的，有时还要大写特写。
湖北鄂州农村气象员单双双，小时候被顽皮孩子用弹弓打瞎了右眼，没有想到，长大了，“他的左眼不仅能看见别人能看见的，还看见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原来：“云是天气的招牌，雨水的仓库。”他学会了“观云测天”的本领。“干姿百态，变化不停的天空里的浮云啊，像波浪，像丝绸，像鱼鳞，像铺满天空的纱幕，迎风招展的旗帜，风吹草低里的羊群，开满悬岩绝壁的花朵。单双双不仅看到这些，还看得清哪是淡积云、碎积云、积雨云、密卷云、卷积云……而且一看见它们，立刻引起‘晴’或‘雨’的条件反射：‘棉花云（即絮状高积云），雨快临’；‘天上鲤鱼斑（即透光高积云），明天晒谷不用翻’；‘逆风行云天要变’……”这就是说，他的一只眼比我们有两只眼的人还要高明。为了吸引人，我特地用了《奇异的眼睛》作为标题。
1957年，我借包头解放菜园杨秀珍（人们叫她左杨氏）的嘴，来写主任屈占泉。文章主角屈占泉的模样，我很少提，倒把杨秀珍写了一番：她“五十上下，个子不大，走进门来，朝我一笑，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齿。我似乎还看见她额头上有几块疤印。”50年代，五十上下的农村妇女还有整齐的白牙齿，是很少见的。我写出这第一印象，为的是给下边要写的事情作铺垫。杨秀珍的丈夫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了，独种儿被抓壮丁。她赶到火车站，又急又气。火车一开，她“浑身一软，跌在地上，喉咙里一阵干火冒出来，‘呸！呸’！吐了几口，满嘴的牙都掉出来了。”以后，她的儿参加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牺牲在朝鲜战场。消息传来，杨秀珍半夜在野滩上乱跑乱走，昏倒了，几条野狗把她腿上的肉、额角上的肉吃了好几口。她昏死过去六天六夜。在屈占泉等乡亲们精心照顾、安慰下，她的病、伤慢慢好了。“从病一好，我就像换了个人。我眼也爱看了，嘴也爱说了，从来不笑的脸上也有笑影儿了。”“我觉得生活有了味道，到医院去安了一嘴假牙，人一下子就年轻了十几岁。”我藉杨秀珍的亲身感受来歌颂屈占泉“关心人”的品德。这品德改变了人的内心，也改变了人的外貌。
写外貌，是为写人物的内心服务。像这样的例子，我在别的通讯中也有：山东荣城的市场管理员张小芹以前“走在街上，把脸孔板得死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告诉她：做市场管理工作，是给社会主义站岗放哨，要踉阶级敌人斗智斗勇，她必须在脑子里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脸孔不绷了，“雨过天晴，笑容满面。”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因为“集市在我眼里完完全全变了样子。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战场，而是．‘方便群众、调剂余缺、促进农副业发展、补充国营商业不足’的地方。”
人心丰富多采
写人物，不仅要写他做什么、怎样做，而且要写他为什么这样做。这就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了。光写事迹，不写内心，人物是平面的。写了内心，人才有了灵魂、生命，站立起来了。同时，人们的事迹、经历等等有相似之处，但人们的内心却千差万别，丰富多采。只有写了内心，才能显现人物不同的职业面貌、个性特点，不至于浮光掠影，干人一面。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但不同的地区、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内心活动。
在50年代，穿丝棉袄、坐小汽车等等是较少的。包钢69岁工程师龚宝仁的老伴心疼丈夫：“我看，你那身穿了两年，加了三回棉花的旧棉衣，不能再穿下去了！再穿，你的老骨头都要压碎啦，得做件丝棉袄，走路一身轻。”龚宝仁赶忙挡住：“我不要！我不要！詹先生（即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是龚宝仁的老师）说过：‘工程师的脸要像张飞的儿子，是黑黑的。工程师的手，要经常满地抓个不停。’咱们不能穿好衣服！”司机老高开着吉普车送龚宝仁到工地去。路过昆独仑河边，没想到干巴巴的河沟涨了汪汪一片大水。老高准备绕路，龚宝仁却要卷起裤腿过河：“你算一算，汽车跑一趟，要花好些钱？再一绕路，又要花多少汽油？加上我身上有要紧事，不能耽搁！”最后只好请过路的行人把他背了过去。
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江苏江阴县山观公社朝阳大队的集体经济穷得像水洗。李仁林平时省吃俭用，不喝酒，不抽烟，花一分钱也要放在手里掂掂分量。“他当了饲养员，把家中的火钳、铜勺等等拿到猪场了。气得他的老伴直嘀咕。他说：工人上工只带两只手，农民下地要带钉耙、锄头。我到猪场，当然要带工具！”弄得“老伴没有话说，就拿树棍代替火钳拨火，用饭碗代替铜勺舀水。”晚上，母猪下小猪，李仁林把家中的煤油灯拿到猪场照明，队干部叫他报销油钱。他说：“何必花费队里的钱呢？猪场点了灯，家里就不点灯了，反正是一样。”
70年代，江苏海安县委书记袁广文、盱眙县委常委张施钜下乡，都不肯接受特殊招待。袁广文说：“解放快30年了，人们生活还很苦，我惭愧还惭愧不过来。让他们给我吃好的，我怎么咽得下去？”张施钜呢？上级来了人，他从来不陪吃陪喝，还说：“他来这儿，是应该的，是他的工作，哪是什么客人？”他自己下乡，自然不会去当客人。“有次给他炒了盘鸡蛋，他一筷子不赏。”这样，同样的行为，袁广文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张施钜就是个倔老头了。
到了80年代、90年代，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回头看看那些丝棉袄、吉普车、火钳、铜勺、煤油灯、鸡蛋等等，只会感到不屑一谈，甚至令人哑然失笑。然而，通过这些事情所反映的人物心态却是永远值得思考的。
我写过三位带娃娃妇女。她们都热爱娃娃，精心照顾他们。我在写她们事迹的同时，努力挖掘她们不同的思想动力。
四川三台习正扬从6岁就开始带娃娃，带的都是她的亲人（弟妹、侄儿、侄女、儿子女儿、孙儿孙女），娃娃长大了，人们以为她可以享几年清福了。她却说：“说也怪，跟前没个小人，我还空手空脚的怪难过！”看来她和赵树理小说《套不住的手》中的老头儿一样，劳动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以后，她到互助组，合作社的农忙托儿组帮别人带娃娃，思想提高了一步：“牵一根藤藤满院子动，如今是成立了合作社呀！成立了合作社，就不是你疼你的，我痒我的…”
湖北武穴幼儿老师胡德珍长期抚育自己的儿女和大批小朋友，“我有天大的烦恼，一看见伢们，心就开了。”原因是前苏联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照亮了她的一生：“我自己做不成卓娅、舒拉。可是，我要做他们的母亲。我就不信，小朋友里没有那样的英雄。今天的小蓓蕾，就是明天的大花朵。”
湖北来风土家族周碧玉生了四个孩子，还帮左邻右舍养了九个苗族细伢。他们都是没娘的娃，其中有一个女伢病得快死，被她妈妈丢在山头“冲邪”，被周碧玉捡回来了。周碧玉把自己的奶喂他们，找药给他们治病洗疮。她为什么这样好？原来是“独木不燃，一人难活”、“人到难处，要拉一把”等风土人情教养了她。她自己也是吃苗族乡亲们的“百家饭”长大的，她有一种“报恩”的思想。
我在海南岛采写过几位专家、学者。他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心境大大不同！
育种家潘藕洁下放到苗圃当工人。她管的苗圃是全科研所最好的，要在她那里开现场会，却不让她参加。广播喇叭里，还说这苗圃是另一位青年管理的。她听了，十分坦然：“小苗长好了，人们称赞的是小苗，有谁去称赞看不见的种子呢？”原来她干了一辈子育种工作，自己也像是变成了种子，具有种子的高尚品德了。
归国华侨林缵春教授长期身受多种冤屈还留恋祖国。原来：“我是学农的人，最懂得土地的可贵可亲。我扎根大地，像小草一样，十二级台风也刮它不走。”把他关进监牢，他因“报国无门”、才“欲哭无泪”。一旦被遣送回家“劳改”（“劳改”，是多么可怕的字眼！），他却觉得：“好啦，可以在土地上埋头干活啦！有了土地，我就有了生命。”
由此可见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事业、对祖国的爱是多么执着。
植物学家钟义在苦难中想得更多、更深沉。他的一些想法带着他专业的印记，简直是一把一把投向极左路线的匕首：
——“用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我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 我并不奇怪。植物界的‘种间相斗’是屡见不鲜的：貌似忠厚长者的榕树就是一名残忍 的刽子手。它的种子在青梅树或者别的树上发芽，长出细小的气根，随风飘摇。一旦气根扎地，就长成巨大的支柱，将寄主重重包围、紧紧盘缠、活活绞死。遍体芬芳的檀香树却是一名地道的吸血鬼。它无能自食其力，就在根系偷偷伸出吸盘，牢牢附在周围的长春花或者洋金凤等小乔木的根上，吸取它们的水分和所制造的营养物质。
——“可是，植物界的‘种间相助’也比比皆是呀！坡垒与木姜树互相拥抱，薄皮红桐与东方琼楠并排生长，像恩爱夫妻，像孪生姐妹。
“人们，能够改造自然同时也能改造社会的人们，为什么不让人间多一点‘种间互助’，少一点‘种间相斗’呢？”
我欢喜写“自述体”
X光能照见人的心肝肺腑，骨胳血管，但照不见人的心理活动。怎样才能把人的内心准确无误地写出来呢？“言为心声”，我找到了“人物自述”的好方法。人物的思想、感受等等，由他自己来说，比我来说，更直接了当，更不会走样。许多时候，我干脆进入角色，变成我要写的人物，向读者叙事、抒情、谈心…··。
我变成“鸭”姑娘陈惠容：“我像鸭子一样，爱上了湖中水，石头打来也不飞！”
我变成大牲畜专业户杨昌珍：“大山养牲口，大山自己也像牲口。光使不喂会饿死，我们吃山还要养山。”
我变成全国人大代表王翠兰：“国家扶持我们贫困山区。但扶得起竿子，扶不起绳子……”
我变成税务员杨其民：“‘积财如同针挑土’，谁叫我是税务员呢？咱就是那搬山的蚂蚁嘛！要是我少跑一次腿，少收一分钱，等于欠了国家一笔债！”
我变成因伤致残的知识分子张贻仙：“我好比是受了损的一块铁，与其放着锈废，不如使用耗尽。”
我变成植物学家钟义：“森林里没有笔直的路。那就弯弯曲曲地走吧。不怕慢，只怕站，条条道路通罗马…·”
我变成热带作物研究员郑学勤：“人生是场接力赛，我们接过前人手中的火把，把它烧得更加明亮，向前奔跑。‘后来者居上’，这是世界‘大趋势’”。
我变成州委书记田期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斜坡。人要尽其才，山要尽其力。人放错了位置，会变成垃圾，山也一样。”
1982年，我到了黄海前哨——辽宁长海县海洋岛，了解到部队团政委李光祥爱兵的事迹突出。为什么这样爱兵？原来有一首歌常常响在他的心头，教育着他，激励着他。歌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革命同志团结的紧。上级爱下级，下级尊重上级，要做到官兵一致亲又亲！”现在他身居海岛，想到：“海水离开了海燕，还是海水；海燕离开了海水，就不成其为海燕了。同样，没有了官长，士兵还是士兵。没有了士兵，失去了士兵的心，官长还能成其为官长吗？”我用《响在心头的歌》作标题，全文写的都是他在春节几天的内心独白，与我以前写的“自述体”谈话已有不同，算是我自己写作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突破、创新。
运用“自述体”写作，能使作品简洁流畅。由于主人公直面读者，直抒胸怀，可以省掉许多不必要的过渡，也缩短了主人公和广大读者的感情距离。在新闻界，运用这一体裁写人物的记者是比较少的。我在50年代就开始尝试了，在80年代写得更多。我之所以偏爱这种体裁，是与我的经历、受的教育分不开的。40年代，我就开始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去摆脱党八股、书本腔，学习群众活的口头语言。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后改为新华社口播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六年，我编的、写的稿子，播音员最爱念。我有了“口语化”的写作训练，就比较容易掌握“自述体”这一形式。
有位年轻的记者见我经常记人物的谈话，以为我经常碰见一些很会说话的人。他问我：“我怎么老碰不着啊？”我回答他：“你永远也碰不着的！我从来也没碰见过。一个人讲话，怎么能出口成章啊？即使能出口成章，他所讲的也不会全部是我所要的。我必须根据文章的主题进行剪裁、整理、提炼、补充、加工…·工程真大啊！”
以心换心
“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对文言文是一场革命。提倡口语化，对半文半白、欧化的书本腔也是一场革命。语言是文章的基本功，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在当代我国，能够被称为“语言大师”的文学家只有赵树理和老舍，而他们都是口语化的专家。叶圣陶说：“写话，是写作的最高境界。”我要永远朝这最高境界攀登。
许多读者看见我的文章很好读，以为我写东西很容易。其实，我写得很苦。“读的人顺口，写的人难受。”“读”和“写”是成反比的，越好读的越难写。有人奇怪：“你讲话那么干巴、枯燥，写的东西怎么十分生动、活泼？”我回答：“干巴、枯燥是我的本来面目，生动、活泼是我‘做文章’‘做’出来的。为了把一个字安排妥当，我花费的力气是无法计算的。”
写稿子不是玩文字游戏，肚子里要有东西才能表达出来。因此，重要的是要深入采访，要了解、熟悉许多以前并不了解、熟悉的东西，每一次采访都是从头学起。写工农兵要像工农兵，写知识分子要像知识分子，写领导干部要像领导干部。必须找出每个人不同的职业面貌、个性特点。
“知人知面难知心”。人的经历、事迹容易弄清楚，最难的是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好些同桌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都很难做到彼此知心，何况是只见几面的采访对象？我的体会——正像俗话说的那样“你要别人爱你，你首先要爱别人。”我首先向他推心置腹，他才有可能向我掏心窝子。以心才能换心。
我曾经坐着小划子到湖边找“鸭”姑娘陈惠容。她看见我，十分拘束。我也不知该谈些什么。只寒喧几句，感到没啥好写的，就回来了。几个月后，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在武汉市召开的湖北省妇代会上，我去找她。她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拘束减少了几分。我告诉她，我在干校养过鸡。鸡，活蹦乱跳，像群淘气的小孩。人们都爱把养鸡的妇女叫做“鸡妈妈”。即使是没结婚的小姑娘，一养鸡，就像在做妈妈。（注）她一听，高兴了， 告诉我许多养鸭的知识、趣事。例如：她发现鸭子有好多地方像人。年轻的鸭子喜欢打扮， 有蛋的鸭子像人怀了肚子，以及爱干净、知道害怕、害臊、不看表知道钟点等等。 我想：“鸭”姑娘的劳动是平凡、琐碎的，不好登报。但劳动对她已经不是沉重的负担， 而是好玩有趣的事业了。她的心灵是美的。于是，我写了《妈妈教我放鸭子》，用小姑娘的眼睛、 口气来谈她养鸭经过和切身感受。文章刊出后，大受欢迎，还被评为全国好新闻。
“痛苦欢喜秘密，高兴欢喜公开。”人们的伤心事，常常不愿别人提起，对陌生人更不用说了。我去采访公路段的邵树人。开始，他也是这样。我就向他讲述我自己的经历：我因对“反右派”有意见，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被划成“右派分子”，我一直不服，认为反右派必须甄别、平反，不然不能提高党的威信。结果被孤立、专政，当了21年的“顽固右派”。他一听，才知道世上还有比他更不幸的人。立刻，和我亲近起来，愿意把他的苦楚向我倾倒了：因为父亲被错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他小学毕业，升不了中学。才13岁，就混在大人堆里，今天在建筑工地拎灰桶，明天在深山野拗捶石头。“我不哼不哈，一心一意要帮父亲‘赎罪’——‘父债子还’嘛！”以后，他成了养路工。在一位技术员的启发下，疯了似的学习文化。“以前，人们开会闹革命，不让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子弟参加，我还伤心掉泪。现在——不让参加，更好，巴不得！”再以后，他用学到的知识改变了公路建设的落后面貌，成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我采用“自述体”，写了《邵树人养路》，记叙了他的事迹和感受。
人们常说：“看人下菜碟”、“见什么人唱什么歌”。这些话含着明显的贬意。但用在采访工作上，倒是十分恰当。人心就是一把一把不同的锁，要用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要注意的是：来不得半点浮夸虚假、油腔滑调。记者只有自心真诚，才能换取对方的信任。
人心深不可测，变化多端。我在采访中，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总是感到材料不够，知识贫乏，对人了解不深、不细、不透。至于没有写成的当然更多，在这里就不说了。
（注）我曾根据这一情况写过一首小诗，在人民日报副刊刊载：
<养 鸡 小 姑 娘>
"我的小瞌睡虫,往日你雷打不醒。今天__出了什么事情?"
"妈妈,我正昏昏沉沉,突然一惊,有颗针刺进我的心。
那个小凤头得了病,白天我忙乎好一阵,没想到,黑夜它还不让我安宁!"
"快睡吧___你想干什么?外边夜沉沉,风雨紧...."
"我一睁开眼睛,就跟自己展开了斗争,我已经把我自己打赢!
小鸡得了病,我比它还疼。我是那样牵肠挂肚、胆战心惊。"
(小姑娘披上雨衣、打着手电出了门)
妈妈笑出了声:"我的姑娘还没嫁人,怎么就有了一颗妈妈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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