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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立行走的水
刘衡谈采写系列
 
写人要写心
 
传神之眼
 
记者梦
 
采写经过1983
 
老来学电脑
 
 
 
 
直立行走的水
   
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
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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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梦的破灭和实现
    有人在夸我:“呀,六十几岁了,还东跑西颠,不怕辛苦,事业心强。”我嘴上回答:“是啊,我爱记者工作,欢喜就不苦……”可我心里在发酸。
    我不是心口不一的人,我的回答是诚实的。但我没把深一层的思想说出来。当记者,观察别人,写别人,可以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我不愿做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去忍受各种揪心断肠的痛苦。
正因为如此,我很少写我自己。这次女记者聚会,我愿意写一点。但我的笔十分沉重,写得很慢。
   
(一)
    “女人,付出的劳动比男人多一倍,但取得的成就,只有男人的二分之一。”这是一条有国际性的谚语,对咱们国家十分贴切。对咱们国家的女记者更是贴切。
    1945年,我进了延安解放日报社,就在做记者梦了。我下乡采写的<与早荒作战的雷庄>,不是已被《解放日报》登载,并且受到好评吗?可是,你能像男记者那样,背着背包翻山越岭下农村吗?不让你去,是对你的照顾!那我就不到现场,根据报纸上的间接材料写稿罢。我写:《民主选举的序幕》、《崭新的城市——张家口》……1948年,我写的《解放区妇女做军娃》、《解放区妇女热爱伤员》、《解放区农民欢喜新年画》等受到廖承志、梅益等领导同志的赏识,记者梦第一次得到实现。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让我和田林去采访。我写了《家家纺织的折虎村》。北京刚一解放,新华总社还未进城,我和田林就到了北京。我陆续写了《王二嫂下乡接生》、《毕革飞写快板》、《坐电车的人都买票了》。当时在北京开第一次文代会,写毕革飞的记者很多,有各个解放区的、蒋管区的。毕革飞本人最满意我写的那篇,我受到极大鼓舞。
    谁知好景不长。孕期反应、进医院生孩子、喂奶……周而复始。直到1954年,我才抽出身子,来到人民日报社西南记者站,在四川写了《杨全领结婚证》、《习正扬带娃娃》、《水淹拖拉机的故事》。有的老战友向我开玩笑:“你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天知道,不是我不鸣,是四年三个小孩封住我的嘴。好的是我把带孩子的体会、观察写进《习正扬带娃娃》中了,一些人哈哈笑:“一看,就知道是女同志写的!”以后,这篇稿子被选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济建设通讯选集》、上海复旦大学的《通讯选》。
    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我驻内蒙古。
    内蒙古生活艰苦——苦还能赛过陕北?那儿地下资源丰富,要建立包头钢铁工业基地,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跑农村、跑牧区,太辛苦了,工业记者太少,我就留在包头,跟包头一块成长。
内蒙古气候恶劣____算不了什么:“晴格朗朗的天”、“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温暖的风像母亲的手”,别人都写过了,我不能照抄。刁钻古怪的气候正好写出千变万化的文章:“真不晓得从哪儿来的那样多那样大的怪风,整天呼噜呼噜,跟打雷一样。电线也是整天呜里哇啦乱叫,石头、砂子打得木头房子乒里乓啷直响,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聋了。”“那天,马士骥,我们车间那个瘦瘦小小的学徒工,提了两壶开水,在风地里走。突然,他的帽子掉了,水壶跑了,他自己____哈,在地上转了两个圈。”“天下开了雪,你就不要指望它会停上一停。下雪的日子它要下雪,不下雪的日子它也要下雪____你猜怎么的?就是那风吗。风把高地方的雪刮走了,扬得满天都是。这风,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白毛旋风。”你看,光是风,就能写好几段!
    我跑地质勘探队、铁路工地、建筑工地、包头糖厂、解放菜园………写工农兵、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围绕包头写了许多工业建设的稿子,用新闻、通讯、评论、小品文、散文各种形式。1956年初,我开始用“口叙实录”体裁写作。写了《工地上的段长》,通过一位司机的嘴来介绍一位段长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文章发表后,傅冬(原人民日报女记者)告诉我:“费礼文(上海的一位工人作家)看了你的稿子,问我;‘这位刘衡是工农干部吧?他写的与你们知识分子记者写的不一样。’”啊,连工人作家都承认我是工农中的一员了,还有比这再高的称赞吗?毛主席叫我们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看来我好象已完成了这番痛苦的改造过程了。
    谁知到了难忘的1957年,横祸从天上飞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来临,许多记者站发出鸣放、整风的消息、通讯。我在内蒙古怎么能产生“得风气之先”的稿子呢?好容易包头市开始鸣放了。我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记的多半是人们对肃反运动的意见。好些肃反斗争对象在诉苦。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以后又甄别。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把他们斗错了,他们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还没记完,突然风云骤转。6月初,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连续发表,吹响了反右派的号角。接着,一大批名人挨批斗。唉,我自叹鸣放赶不上,反右派更不知从何说起!从批判的内容来看,有的看不懂,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没有说服力。毛主席说,看一个人不仅看他的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怎么一反右派,只看鸣放期间的那一会儿,而且即使那一会儿,也只看个表面现象? 6月19日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说,现在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了?我们党在肃反运动中得罪了一批人,不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及时提醒党。于是,跑去向支部汇报思想:“整个肃反运动成绩是大的,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伤害了自己人。”“从公布的材料看,胡风与美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人们躲避还来不及,我却送上门去,“自投罗网”。人民日报社记者部把我调回北京。批斗、登报、开除、超负荷的劳改、肉刑、变相肉刑、游楼、专政、几乎与世隔绝二十一年!
战争年代,女同志当记者的极少。奇怪的是:这极少的女记者在她们的黄金年华几乎全部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例如:彭子冈、浦熙修、戈阳、高汾、肖凤、姚芳藻和我。这是什么原因?值得历史学家和妇女工作者研究。
   
(二)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错划右派第一批得到改正,其中就有我。我在楼道上贴出“向党汇报”: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二十一年!
    “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他们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
    “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的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
    “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我估计得过于乐观了,要向前看,不计个人恩怨之账是对的,但应该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呀!明明是有人败坏党的名誉,染黑了党的脸,怎么还要冒充自己是错打孩子的妈妈呢?我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有的领导还不让我去实现破灭了二十一年之久的记者梦:“五十七岁了,早该退休!”“二十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谁要你?”“你神经有毛病,还能写稿?”
    我说:“一个战争罪犯把他关了十年、二十年,还要让他出去参观。把我关了二十一年,也该让我出去看看。”直到1979年4月,才允许我外出见见世面。报社里没有任何部门接纳我,我就当“独立大队”,跑山东、跑江苏,到一些没去过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一处,写一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社。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再当记者,如不能,自动退却。我写了《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书记带头,社员不愁》、《羊书记》、《心里打着大算盘》等九篇通讯,陆续登出了八篇。只有一篇《有钱难买回头看》,写的是集市贸易开放后,一位市场管理员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反思。当时,人民日报社一位编辑要删掉很多才肯发表,我改寄<财贸战线>(<经济日报>前身)后,很快在第二版头条刊出。许多读者来了信,认为这是该报创刊以来的最好稿件。
    但,报社有的领导仍然不让我回记者部,要我到新创办的《市场报》去。我说:“我对市场没有研究,也没兴趣,几乎不逛商店。我去,干不赢年老的,也干不赢青年。
    一些同志为我打抱不平:“刘衡原先是记者部的,为什么不能回来?有的原先不当记者的都跑来了!她年纪大,有的比她年纪还大!”“她写的稿子我们都爱看。稿子几乎百分之百都能采用,这在新闻记者中也是少有的。”“说她有神经病?我们希望多有一些这样的神经病!”在同志们的干预下,我在1980年回到了记者部。
    记者梦又一次实现了,但过去的工业梦、包头梦纷纷破灭—一我在农场、五七干校干的都是农活,与工业不沾边。我已失掉能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有像候鸟似的南来北往。虽然我写的稿子也曾得过奖,我也当选过先进工作者,但比起我应有的高度来,那是微不足道的。许多八十年代写的稿子不如某些五十年代的,我感到揪心的疼痛。
    人们赞美从悬崖缝里钻出的小草,赞美顶石而立的竹笋,同时也称赞我生命力的顽强。
    小草、竹笋的确值得赞美。但是,如果没有悬崖、石头,它们可能会长成大树。 <中国女记者>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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