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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衡谈采写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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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人要写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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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神之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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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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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写经过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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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来学电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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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块瀑布,
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
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
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
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
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
一泻而成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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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人要写心 |
我在新闻写作中，比较注意写“人”。在写工作通讯时是这样，在写人物通讯时，更是如此。
任何一种工作，对读者来说，外行要占大多数。因此，见事不见人的文章不容易讨好，对大多数读者也没什么教育意义。但任何工作都是人做的。在记事的同时，如果能写出人物的活动、思想、感情，情况就两样了。我的一些工作通讯，能够做到可读、可亲，有的还得了奖，其中一个奥秘，就是我在业务性、技术性强的工作通讯中，写了活蹦乱跳的人。他们有的有名有姓有职务，有的无名无姓，只是一个群体。当然，“工作通讯”，顾名思义，以写工作为主。写人，只是为写工作服务，喧宾不能夺主。“人物通讯”，就要以写人物为主了。
写外貌要为写内心服务
多写人物的内心——这是由报纸的性质决定的。报纸的读者十分广泛。怎样才能使大家产生共同的兴趣，感到可读呢？只有写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因为人们的思想能够互相交流，引起共鸣。喜怒哀乐能够互相感染。同时，树立一个人物，为的是让人们学有榜样。人们要学的只是他的品德、精神等等，而不是去学他的外貌，外貌是学不来的。
我常常不写人物的外貌。因为报纸的篇幅很小，人物的外貌美丑、高矮肥瘦常常与文章的主题、内容无关。当然，如果有关，我还是要写的，有时还要大写特写。
湖北鄂州农村气象员单双双，小时候被顽皮孩子用弹弓打瞎了右眼，没有想到，长大了，“他的左眼不仅能看见别人能看见的，还看见了许多别人看不见的。”原来：“云是天气的招牌，雨水的仓库。”他学会了“观云测天”的本领。“干姿百态，变化不停的天空里的浮云啊，像波浪，像丝绸，像鱼鳞，像铺满天空的纱幕，迎风招展的旗帜，风吹草低里的羊群，开满悬岩绝壁的花朵。单双双不仅看到这些，还看得清哪是淡积云、碎积云、积雨云、密卷云、卷积云……而且一看见它们，立刻引起‘晴’或‘雨’的条件反射：‘棉花云（即絮状高积云），雨快临’；‘天上鲤鱼斑（即透光高积云），明天晒谷不用翻’；‘逆风行云天要变’……”这就是说，他的一只眼比我们有两只眼的人还要高明。为了吸引人，我特地用了《奇异的眼睛》作为标题。
1957年，我借包头解放菜园杨秀珍（人们叫她左杨氏）的嘴，来写主任屈占泉。文章主角屈占泉的模样，我很少提，倒把杨秀珍写了一番：她“五十上下，个子不大，走进门来，朝我一笑，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白牙齿。我似乎还看见她额头上有几块疤印。”50年代，五十上下的农村妇女还有整齐的白牙齿，是很少见的。我写出这第一印象，为的是给下边要写的事情作铺垫。杨秀珍的丈夫被国民党兵开枪打死了，独种儿被抓壮丁。她赶到火车站，又急又气。火车一开，她“浑身一软，跌在地上，喉咙里一阵干火冒出来，‘呸！呸’！吐了几口，满嘴的牙都掉出来了。”以后，她的儿参加起义，加入了解放军，牺牲在朝鲜战场。消息传来，杨秀珍半夜在野滩上乱跑乱走，昏倒了，几条野狗把她腿上的肉、额角上的肉吃了好几口。她昏死过去六天六夜。在屈占泉等乡亲们精心照顾、安慰下，她的病、伤慢慢好了。“从病一好，我就像换了个人。我眼也爱看了，嘴也爱说了，从来不笑的脸上也有笑影儿了。”“我觉得生活有了味道，到医院去安了一嘴假牙，人一下子就年轻了十几岁。”我藉杨秀珍的亲身感受来歌颂屈占泉“关心人”的品德。这品德改变了人的内心，也改变了人的外貌。
写外貌，是为写人物的内心服务。像这样的例子，我在别的通讯中也有：山东荣城的市场管理员张小芹以前“走在街上，把脸孔板得死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们告诉她：做市场管理工作，是给社会主义站岗放哨，要踉阶级敌人斗智斗勇，她必须在脑子里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脸孔不绷了，“雨过天晴，笑容满面。”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因为“集市在我眼里完完全全变了样子。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战场，而是．‘方便群众、调剂余缺、促进农副业发展、补充国营商业不足’的地方。”
人心丰富多采
写人物，不仅要写他做什么、怎样做，而且要写他为什么这样做。这就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了。光写事迹，不写内心，人物是平面的。写了内心，人才有了灵魂、生命，站立起来了。同时，人们的事迹、经历等等有相似之处，但人们的内心却千差万别，丰富多采。只有写了内心，才能显现人物不同的职业面貌、个性特点，不至于浮光掠影，干人一面。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但不同的地区、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内心活动。
在50年代，穿丝棉袄、坐小汽车等等是较少的。包钢69岁工程师龚宝仁的老伴心疼丈夫：“我看，你那身穿了两年，加了三回棉花的旧棉衣，不能再穿下去了！再穿，你的老骨头都要压碎啦，得做件丝棉袄，走路一身轻。”龚宝仁赶忙挡住：“我不要！我不要！詹先生（即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是龚宝仁的老师）说过：‘工程师的脸要像张飞的儿子，是黑黑的。工程师的手，要经常满地抓个不停。’咱们不能穿好衣服！”司机老高开着吉普车送龚宝仁到工地去。路过昆独仑河边，没想到干巴巴的河沟涨了汪汪一片大水。老高准备绕路，龚宝仁却要卷起裤腿过河：“你算一算，汽车跑一趟，要花好些钱？再一绕路，又要花多少汽油？加上我身上有要紧事，不能耽搁！”最后只好请过路的行人把他背了过去。
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江苏江阴县山观公社朝阳大队的集体经济穷得像水洗。李仁林平时省吃俭用，不喝酒，不抽烟，花一分钱也要放在手里掂掂分量。“他当了饲养员，把家中的火钳、铜勺等等拿到猪场了。气得他的老伴直嘀咕。他说：工人上工只带两只手，农民下地要带钉耙、锄头。我到猪场，当然要带工具！”弄得“老伴没有话说，就拿树棍代替火钳拨火，用饭碗代替铜勺舀水。”晚上，母猪下小猪，李仁林把家中的煤油灯拿到猪场照明，队干部叫他报销油钱。他说：“何必花费队里的钱呢？猪场点了灯，家里就不点灯了，反正是一样。”
70年代，江苏海安县委书记袁广文、盱眙县委常委张施钜下乡，都不肯接受特殊招待。袁广文说：“解放快30年了，人们生活还很苦，我惭愧还惭愧不过来。让他们给我吃好的，我怎么咽得下去？”张施钜呢？上级来了人，他从来不陪吃陪喝，还说：“他来这儿，是应该的，是他的工作，哪是什么客人？”他自己下乡，自然不会去当客人。“有次给他炒了盘鸡蛋，他一筷子不赏。”这样，同样的行为，袁广文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张施钜就是个倔老头了。
到了80年代、90年代，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回头看看那些丝棉袄、吉普车、火钳、铜勺、煤油灯、鸡蛋等等，只会感到不屑一谈，甚至令人哑然失笑。然而，通过这些事情所反映的人物心态却是永远值得思考的。
我写过三位带娃娃妇女。她们都热爱娃娃，精心照顾他们。我在写她们事迹的同时，努力挖掘她们不同的思想动力。
四川三台习正扬从6岁就开始带娃娃，带的都是她的亲人（弟妹、侄儿、侄女、儿子女儿、孙儿孙女），娃娃长大了，人们以为她可以享几年清福了。她却说：“说也怪，跟前没个小人，我还空手空脚的怪难过！”看来她和赵树理小说《套不住的手》中的老头儿一样，劳动已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以后，她到互助组，合作社的农忙托儿组帮别人带娃娃，思想提高了一步：“牵一根藤藤满院子动，如今是成立了合作社呀！成立了合作社，就不是你疼你的，我痒我的…”
湖北武穴幼儿老师胡德珍长期抚育自己的儿女和大批小朋友，“我有天大的烦恼，一看见伢们，心就开了。”原因是前苏联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照亮了她的一生：“我自己做不成卓娅、舒拉。可是，我要做他们的母亲。我就不信，小朋友里没有那样的英雄。今天的小蓓蕾，就是明天的大花朵。”
湖北来风土家族周碧玉生了四个孩子，还帮左邻右舍养了九个苗族细伢。他们都是没娘的娃，其中有一个女伢病得快死，被她妈妈丢在山头“冲邪”，被周碧玉捡回来了。周碧玉把自己的奶喂他们，找药给他们治病洗疮。她为什么这样好？原来是“独木不燃，一人难活”、“人到难处，要拉一把”等风土人情教养了她。她自己也是吃苗族乡亲们的“百家饭”长大的，她有一种“报恩”的思想。
我在海南岛采写过几位专家、学者。他们在“文革”中受的苦难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心境大大不同！
育种家潘藕洁下放到苗圃当工人。她管的苗圃是全科研所最好的，要在她那里开现场会，却不让她参加。广播喇叭里，还说这苗圃是另一位青年管理的。她听了，十分坦然：“小苗长好了，人们称赞的是小苗，有谁去称赞看不见的种子呢？”原来她干了一辈子育种工作，自己也像是变成了种子，具有种子的高尚品德了。
归国华侨林缵春教授长期身受多种冤屈还留恋祖国。原来：“我是学农的人，最懂得土地的可贵可亲。我扎根大地，像小草一样，十二级台风也刮它不走。”把他关进监牢，他因“报国无门”、才“欲哭无泪”。一旦被遣送回家“劳改”（“劳改”，是多么可怕的字眼！），他却觉得：“好啦，可以在土地上埋头干活啦！有了土地，我就有了生命。”
由此可见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事业、对祖国的爱是多么执着。
植物学家钟义在苦难中想得更多、更深沉。他的一些想法带着他专业的印记，简直是一把一把投向极左路线的匕首：
——“用社会科学的眼光来看，我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用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 我并不奇怪。植物界的‘种间相斗’是屡见不鲜的：貌似忠厚长者的榕树就是一名残忍 的刽子手。它的种子在青梅树或者别的树上发芽，长出细小的气根，随风飘摇。一旦气根扎地，就长成巨大的支柱，将寄主重重包围、紧紧盘缠、活活绞死。遍体芬芳的檀香树却是一名地道的吸血鬼。它无能自食其力，就在根系偷偷伸出吸盘，牢牢附在周围的长春花或者洋金凤等小乔木的根上，吸取它们的水分和所制造的营养物质。
——“可是，植物界的‘种间相助’也比比皆是呀！坡垒与木姜树互相拥抱，薄皮红桐与东方琼楠并排生长，像恩爱夫妻，像孪生姐妹。
“人们，能够改造自然同时也能改造社会的人们，为什么不让人间多一点‘种间互助’，少一点‘种间相斗’呢？”
我欢喜写“自述体”
X光能照见人的心肝肺腑，骨胳血管，但照不见人的心理活动。怎样才能把人的内心准确无误地写出来呢？“言为心声”，我找到了“人物自述”的好方法。人物的思想、感受等等，由他自己来说，比我来说，更直接了当，更不会走样。许多时候，我干脆进入角色，变成我要写的人物，向读者叙事、抒情、谈心…··。
我变成“鸭”姑娘陈惠容：“我像鸭子一样，爱上了湖中水，石头打来也不飞！”
我变成大牲畜专业户杨昌珍：“大山养牲口，大山自己也像牲口。光使不喂会饿死，我们吃山还要养山。”
我变成全国人大代表王翠兰：“国家扶持我们贫困山区。但扶得起竿子，扶不起绳子……”
我变成税务员杨其民：“‘积财如同针挑土’，谁叫我是税务员呢？咱就是那搬山的蚂蚁嘛！要是我少跑一次腿，少收一分钱，等于欠了国家一笔债！”
我变成因伤致残的知识分子张贻仙：“我好比是受了损的一块铁，与其放着锈废，不如使用耗尽。”
我变成植物学家钟义：“森林里没有笔直的路。那就弯弯曲曲地走吧。不怕慢，只怕站，条条道路通罗马…·”
我变成热带作物研究员郑学勤：“人生是场接力赛，我们接过前人手中的火把，把它烧得更加明亮，向前奔跑。‘后来者居上’，这是世界‘大趋势’”。
我变成州委书记田期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每座山都有自己的斜坡。人要尽其才，山要尽其力。人放错了位置，会变成垃圾，山也一样。”
1982年，我到了黄海前哨——辽宁长海县海洋岛，了解到部队团政委李光祥爱兵的事迹突出。为什么这样爱兵？原来有一首歌常常响在他的心头，教育着他，激励着他。歌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革命同志团结的紧。上级爱下级，下级尊重上级，要做到官兵一致亲又亲！”现在他身居海岛，想到：“海水离开了海燕，还是海水；海燕离开了海水，就不成其为海燕了。同样，没有了官长，士兵还是士兵。没有了士兵，失去了士兵的心，官长还能成其为官长吗？”我用《响在心头的歌》作标题，全文写的都是他在春节几天的内心独白，与我以前写的“自述体”谈话已有不同，算是我自己写作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突破、创新。
运用“自述体”写作，能使作品简洁流畅。由于主人公直面读者，直抒胸怀，可以省掉许多不必要的过渡，也缩短了主人公和广大读者的感情距离。在新闻界，运用这一体裁写人物的记者是比较少的。我在50年代就开始尝试了，在80年代写得更多。我之所以偏爱这种体裁，是与我的经历、受的教育分不开的。40年代，我就开始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去摆脱党八股、书本腔，学习群众活的口头语言。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后改为新华社口播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过六年，我编的、写的稿子，播音员最爱念。我有了“口语化”的写作训练，就比较容易掌握“自述体”这一形式。
有位年轻的记者见我经常记人物的谈话，以为我经常碰见一些很会说话的人。他问我：“我怎么老碰不着啊？”我回答他：“你永远也碰不着的！我从来也没碰见过。一个人讲话，怎么能出口成章啊？即使能出口成章，他所讲的也不会全部是我所要的。我必须根据文章的主题进行剪裁、整理、提炼、补充、加工…·工程真大啊！”
以心换心
“五四”时代，提倡白话文，对文言文是一场革命。提倡口语化，对半文半白、欧化的书本腔也是一场革命。语言是文章的基本功，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在当代我国，能够被称为“语言大师”的文学家只有赵树理和老舍，而他们都是口语化的专家。叶圣陶说：“写话，是写作的最高境界。”我要永远朝这最高境界攀登。
许多读者看见我的文章很好读，以为我写东西很容易。其实，我写得很苦。“读的人顺口，写的人难受。”“读”和“写”是成反比的，越好读的越难写。有人奇怪：“你讲话那么干巴、枯燥，写的东西怎么十分生动、活泼？”我回答：“干巴、枯燥是我的本来面目，生动、活泼是我‘做文章’‘做’出来的。为了把一个字安排妥当，我花费的力气是无法计算的。”
写稿子不是玩文字游戏，肚子里要有东西才能表达出来。因此，重要的是要深入采访，要了解、熟悉许多以前并不了解、熟悉的东西，每一次采访都是从头学起。写工农兵要像工农兵，写知识分子要像知识分子，写领导干部要像领导干部。必须找出每个人不同的职业面貌、个性特点。
“知人知面难知心”。人的经历、事迹容易弄清楚，最难的是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好些同桌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都很难做到彼此知心，何况是只见几面的采访对象？我的体会——正像俗话说的那样“你要别人爱你，你首先要爱别人。”我首先向他推心置腹，他才有可能向我掏心窝子。以心才能换心。
我曾经坐着小划子到湖边找“鸭”姑娘陈惠容。她看见我，十分拘束。我也不知该谈些什么。只寒喧几句，感到没啥好写的，就回来了。几个月后，她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在武汉市召开的湖北省妇代会上，我去找她。她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拘束减少了几分。我告诉她，我在干校养过鸡。鸡，活蹦乱跳，像群淘气的小孩。人们都爱把养鸡的妇女叫做“鸡妈妈”。即使是没结婚的小姑娘，一养鸡，就像在做妈妈。（注）她一听，高兴了， 告诉我许多养鸭的知识、趣事。例如：她发现鸭子有好多地方像人。年轻的鸭子喜欢打扮， 有蛋的鸭子像人怀了肚子，以及爱干净、知道害怕、害臊、不看表知道钟点等等。 我想：“鸭”姑娘的劳动是平凡、琐碎的，不好登报。但劳动对她已经不是沉重的负担， 而是好玩有趣的事业了。她的心灵是美的。于是，我写了《妈妈教我放鸭子》，用小姑娘的眼睛、 口气来谈她养鸭经过和切身感受。文章刊出后，大受欢迎，还被评为全国好新闻。
“痛苦欢喜秘密，高兴欢喜公开。”人们的伤心事，常常不愿别人提起，对陌生人更不用说了。我去采访公路段的邵树人。开始，他也是这样。我就向他讲述我自己的经历：我因对“反右派”有意见，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被划成“右派分子”，我一直不服，认为反右派必须甄别、平反，不然不能提高党的威信。结果被孤立、专政，当了21年的“顽固右派”。他一听，才知道世上还有比他更不幸的人。立刻，和我亲近起来，愿意把他的苦楚向我倾倒了：因为父亲被错戴“历史反革命”帽子，他小学毕业，升不了中学。才13岁，就混在大人堆里，今天在建筑工地拎灰桶，明天在深山野拗捶石头。“我不哼不哈，一心一意要帮父亲‘赎罪’——‘父债子还’嘛！”以后，他成了养路工。在一位技术员的启发下，疯了似的学习文化。“以前，人们开会闹革命，不让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子弟参加，我还伤心掉泪。现在——不让参加，更好，巴不得！”再以后，他用学到的知识改变了公路建设的落后面貌，成了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我采用“自述体”，写了《邵树人养路》，记叙了他的事迹和感受。
人们常说：“看人下菜碟”、“见什么人唱什么歌”。这些话含着明显的贬意。但用在采访工作上，倒是十分恰当。人心就是一把一把不同的锁，要用不同的钥匙才能打开。要注意的是：来不得半点浮夸虚假、油腔滑调。记者只有自心真诚，才能换取对方的信任。
人心深不可测，变化多端。我在采访中，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总是感到材料不够，知识贫乏，对人了解不深、不细、不透。至于没有写成的当然更多，在这里就不说了。
（注）我曾根据这一情况写过一首小诗，在人民日报副刊刊载：
<养 鸡 小 姑 娘>
"我的小瞌睡虫,往日你雷打不醒。今天__出了什么事情?"
"妈妈,我正昏昏沉沉,突然一惊,有颗针刺进我的心。
那个小凤头得了病,白天我忙乎好一阵,没想到,黑夜它还不让我安宁!"
"快睡吧___你想干什么?外边夜沉沉,风雨紧...."
"我一睁开眼睛,就跟自己展开了斗争,我已经把我自己打赢!
小鸡得了病,我比它还疼。我是那样牵肠挂肚、胆战心惊。"
(小姑娘披上雨衣、打着手电出了门)
妈妈笑出了声:"我的姑娘还没嫁人,怎么就有了一颗妈妈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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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传神之“眼”
小吴：
你好！你来信要我谈谈采写的经验。其实，我年纪虽大，但经验并不丰富，稿子也写得不好。既然你有这个要求，盛情难却，我就来谈谈自己写人物的一点粗浅体会，供你参考。
大家都知道：写一个人，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写他的眼睛。什么是这个人的传神之“眼”呢？怎样去抓他的传神之“眼”呢？____这是我在采写工作中一直苦恼的问题。
我认为，抓一个人的传神之“眼”，就要抓他的特点：人物特点、职业特点、思想特点、性格特点、生理特点………
人物特点
我国近十亿人口，写哪个，不写哪个，作者可以自由选择。但不管写哪个，都要明确：通过他，说明什么问题，有什么教育意义。同时，给报纸写稿，不同于给人物立档案、写传记，要抓住他的主要特点来写。这也好比打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我和随县一个通讯员去访问县委书记常东昌。
要观看千百朵花，才能找出哪朵花是自己认为最美的。要把常东昌同志全身上下看个仔细，才能分得清哪是自己所认为的眉毛胡子，哪是眼睛。这就是说，搜集要广，选材要精。这也好比织鱼网，鱼网有千百个洞，网住鱼的只是其中几十、几百个洞。可是，其他几千几百个洞在捕鱼时起了大作用。“ 既然网住鱼的只是其中几十、几百个洞，我们何必多费力气，织那么大的网呢？”要是有人说这样的话，人们一定笑他是傻瓜。
通过书面和口头的材料，我们了解了随县的概况、变化、问题，常东昌的经历、工作、作风、品质以及人们对他的反映等等，慢慢知道：（一）常东昌不是官老爷式的县委书记，他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疾苦。（二）在调查研究中，他了解到随县农民普遍贫穷是极左路线的恶果。例如：只抓两分田，丢掉七山一水好资源；只顾粮食高产，好得到领导表扬，不问经济效果，使农民高产受穷。“收入一拉平，干活大呼隆”，违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等等。（三）他为人民谋福利，带领大家挣脱极左路线的枷锁，发展多种经济；因地制宜搞调整；建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使农民走向富裕。（四）他不是所谓的“救世主”，是党的三中全会给了他力量，是群众的实践给了他智慧。
我们认为，这些是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位县委书记的主要工作，就写了《常东昌找穷根》。至于常东昌在“文化大革命”中怎样受迫害，他怎样吃苦耐劳，与群众打成一片，怎样抵制不正之风、不搞特殊化等等，我们就把它当成眉毛胡子，一律刮掉，或者一笔带过去。
可以说，抓人物特点的过程就是主题思想形成的过程。
职业特点
写各种工作岗位上的人，必须写出他们不同的职业特点。职业特点不是写各种业务的技术过程，而是通过不同的业务写出人的精神面貌。
我去采访农村女会计王玉华。
提起会计，人们都知道，他们的职业特点是：一丝不苟、斤斤计较、“小气”、“抠”……可是，表现在王玉华身上是怎样的呢？我必须寻找有关她的细节、零件。在大量细节、零件的基础上，选择了几个最能说明她的职业特点的事情。
王玉华是不脱产的，白天要出工，只能在晚上工作。这是农村会计的特点，我就抓住“会计室的灯光”做文章，一开头就写：“农村里的人是睡得早的，山东荣成县……的会计室却几乎夜夜闪着灯光。”先是点油灯，以后是电灯。
王玉华是一丝不苟的，算错了五分钱，在床上唉声叹气睡不着，还查了六夜帐。
王玉华不仅是对别人“小气”，对自己更“抠”。她一“亮相”，就是：“推开桌上的罩子灯，点上从家里带来的小油瓶”。这正是会计工作人员的另一面，是一般同志容易忽略的另一面，我必须写出来。我写她的钢笔尖要磨十几次，一张纸正面用了用反面；还要把日历纸留下来开条子、写证明。以后，再写她对别人严格要求，就理所当然，值得称赞了。
王玉华不是一股劲地见钱就“抠”，而是该“抠”就“抠”，该花就花。这也是会计工作人员的另一面，是一般同志较少宣传的。我就写：有些人舍不得买化肥。王玉华说：“不能把庄稼饿坏了，这钱该花！”有些人舍不得修水库，王玉华说：“修水库，眼前亏，长年利，这钱该花！”这样，一个会计工作人员的职业面貌就清晰、完整了。
思想特点
在抓职业特点的同时，要抓人的思想。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人的思想是相通的。只有写出他的思想，才能教育别人。在通讯里写人物思想，不可能像小说里那样详细，但不能没有。
我和另外一个通讯员采写县委书记袁广文。
我们不仅写他下乡不坐小汽车，经常步行、骑自行车，不仅写他下乡和社员吃一样的饭菜，不肯接受特殊招待，还写他为什么这样？是怎样想的？他说：“步行、骑自行车，十分便当。看看庄稼，跟干部、社员拉拉家常。走走停停，一路上，就把工作做了。”“解放快三十年了，有些人生活还很苦，我惭愧还惭愧不过来，让他们给我吃好的，我怎么咽得下去？”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完全是他的肺腑之言，符合他的身分。我们把这写进稿子，读者就可了解袁广文不是什么“苦行僧”、“英雄好汉”之类的人物，而是一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县委书记。
我去采访市场管理员张小芹。
为什么她刚上任的时候，“走在街上，把脸孔板得死死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呢？因为人们告诉她：做市场管理工作，“是给社会主义站岗放哨，要跟阶级敌人斗智斗勇。”而她又“没有男同志那样高大的个子、粗嗓门。”一开头，就写出她是一个受极左思潮毒害的人。因此，以后才发生跟几个卖鸡蛋的妇女冲突、争吵的事件。为什么张小芹在工作中会感到苦闷呢？因为取消集市贸易是不得人心的。老大娘骂她：“死管死管，不是吹胡子就是瞪眼”。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在“与人民作对”，但又不能不干，而且找不出是什么原因。以后，她走在街上，脑子里的弦放松了，脸孔不绷了，“雨过天晴，笑容满面”。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因为三中全会以后，清算了极左路线，开放了集市贸易。“集市在我眼里宪完全全变了样子，它不再是阶级斗争的战场，而是‘方便群众、调剂余缺、促进农副业发展、补充国营商业不足’的地方”。如果不写出这些思想，就找不出张小芹喜怒哀乐的原因，也反映不出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人们的深远影响。
性格特点
我采写两位农村气象员：单双双和荣凤爱。
他们的职业特点是：热爱这种抓不住、摸不着的气象工作，废寝忘食地钻研，出门就看天，为农业生产当哨兵、参谋……。我在写他们不同的经历、事迹的同时，注意抓他们不同的性格。
单双双对工作如痴如迷，有股傻气，逗人发笑。为了写出这个特点，我用了如下细节：他在大红纸上写了两首决心诗，“恭恭敬敬贴在堂屋里”。他走在半路，突然扑倒在地，观看云彩，“把同路人吓了一跳”。他到工厂做临时工，白天黑夜定时到工厂后山看云，“厂保卫科险些把他当成特务”。他在新婚之夜，对媳妇说：“今后我们只要一个小伢。如果是男伢，叫观云；如果是女伢，叫爱云。”
荣凤爱活泼，乐观，十分明快，惹人喜欢。我用了如下细节：她刚当上管天姑娘，就“腾云驾雾，高兴得像飞上了天”。受了人们的奚落，就“气得要哭，真想打退堂鼓”。她在房子里养了许多对天气敏感的小动物。“我一天三次看它们，喂它们，从心眼里爱它们。别看它们不会说话，可它们会动作，会变形，帮了我的大忙。”（这是用小动物测天气的特点。）她怕睡觉错过了观察时间，把小辫用绳子系在梁上，一打盹，就抖擞醒了。婶子、大娘们问她为啥不叫一声苦时，她说：“叫什么苦哟？……连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这样，同是气象员，就有了不同的形象。
生理特点
一个人的生理特点如果跟主题无关，就要略去不谈。如果有关系，就要抓住不放。
单双双是个“独眼龙”，经过刻苦努力，能看云测夭气。一开头，我就抓住这个特点，写他在四岁的时候，“被顽皮的孩子用弹弓打瞎了右眼。谁也没有想到：十六年来，他的左眼不但能看见别人能看见的，还能看见许多别人看不见的。”并且用“奇异的眼睛”做通讯的标题，突出他的特点。。
两眼失明的大队支部书记徐斌领导一个两千多人的大队。取得很大成绩，使得外来的人都很惊讶。什么原因，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写：“眼睛是头脑的窗子，徐斌的窗子坏了，他的耳朵、手脚慢慢都变成了他的窗子。透过这些窗子，差不多别人看得见的东西，他的脑子里也有这些东西了，而且比别人记得清，记得牢。”因此，他虽然“两眼一片白茫茫”，脑里却“图画千万张”，有条件领导大队的生产。以后，我们又借他的嘴巴回答这个问题：“有拐棍，跌不倒；有商量，错不了！我干工作全靠众人扶持！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岗位重要，都争着给我讲情况、出点子，我有了千双眼，还能看不准事情，领导不好生产吗？”
在徐斌的谈话中，我特别选择“有拐棍，跌不倒”的俗话，是出自他的生活经历，符合他的生理特点的。这篇稿子的题目是《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写徐斌跟人民的血肉联系。围绕这个主题，我写了这么一个场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村开大会批斗徐斌。他“在土台子上拄着竹棍，挺挺地站着。”他站累了，让主持会的人给他一个板凳。主持会的人对着台下喊：“这个反革命、走资派徐斌，不低头认罪，还要板凳！你们说，给不给呀？”人们使劲地喊着：“给！”我就着重描写这个喊声给他的感受，写道：“参加这次批斗会的人有多少，徐斌看不见。会上，有人退出，有人哭了，徐斌也看不见。现在．这惊天动地的一声怒吼，徐斌可听见了。它像雷在炸，像炮在轰，是那样整齐、干脆、响亮。徐家大队的人民群众是他的亲人，一直跟他心贴心呀！大颗大颗滚烫的泪珠从徐斌受伤的眼洞里流出来了。”这种感受是特殊的，只有徐斌才会有；写出来，就显得贴切、真实。
人们的生活经历、工作、性格、思想、感情丰富多采，各具特点。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可以写出不同的稿子。同一个人，由不同的人来写，文章也会不同。你把它当成眼睛，我可能把它看做眉毛胡子，甚至视而不见。这叫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的这些体会，不知你认为怎样？我希望你把在采写工作中的体会也写出来告诉我，让我们共同提高。
（《新闻战线》1981年第5期，被《中外记者经验谈》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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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梦的破灭和实现
有人在夸我：“呀，六十几岁了，还东跑西颠，不怕辛苦，事业心强。”我嘴上回答：“是啊，我爱记者工作，欢喜就不苦……”可我心里在发酸。
我不是心口不一的人，我的回答是诚实的。但我没把深一层的思想说出来。当记者，观察别人，写别人，可以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啊；我不愿做我自己，过我自己的生活，去忍受各种揪心断肠的痛苦。
正因为如此，我很少写我自己。这次女记者聚会，我愿意写一点。但我的笔十分沉重，写得很慢。
（一）
“女人，付出的劳动比男人多一倍，但取得的成就，只有男人的二分之一。”这是一条有国际性的谚语，对咱们国家十分贴切。对咱们国家的女记者更是贴切。
1945年，我进了延安解放日报社，就在做记者梦了。我下乡采写的＜与早荒作战的雷庄＞，不是已被《解放日报》登载，并且受到好评吗？可是，你能像男记者那样，背着背包翻山越岭下农村吗？不让你去，是对你的照顾！那我就不到现场，根据报纸上的间接材料写稿罢。我写：《民主选举的序幕》、《崭新的城市——张家口》……1948年，我写的《解放区妇女做军娃》、《解放区妇女热爱伤员》、《解放区农民欢喜新年画》等受到廖承志、梅益等领导同志的赏识，记者梦第一次得到实现。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让我和田林去采访。我写了《家家纺织的折虎村》。北京刚一解放，新华总社还未进城，我和田林就到了北京。我陆续写了《王二嫂下乡接生》、《毕革飞写快板》、《坐电车的人都买票了》。当时在北京开第一次文代会，写毕革飞的记者很多，有各个解放区的、蒋管区的。毕革飞本人最满意我写的那篇，我受到极大鼓舞。
谁知好景不长。孕期反应、进医院生孩子、喂奶……周而复始。直到1954年，我才抽出身子，来到人民日报社西南记者站，在四川写了《杨全领结婚证》、《习正扬带娃娃》、《水淹拖拉机的故事》。有的老战友向我开玩笑：“你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天知道，不是我不鸣，是四年三个小孩封住我的嘴。好的是我把带孩子的体会、观察写进《习正扬带娃娃》中了，一些人哈哈笑：“一看，就知道是女同志写的！”以后，这篇稿子被选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济建设通讯选集》、上海复旦大学的《通讯选》。
1954年秋天，人民日报社要在各省建立记者站，派我驻内蒙古。
内蒙古生活艰苦——苦还能赛过陕北？那儿地下资源丰富，要建立包头钢铁工业基地，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跑农村、跑牧区，太辛苦了，工业记者太少，我就留在包头，跟包头一块成长。
内蒙古气候恶劣____算不了什么：“晴格朗朗的天”、“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温暖的风像母亲的手”，别人都写过了，我不能照抄。刁钻古怪的气候正好写出千变万化的文章：“真不晓得从哪儿来的那样多那样大的怪风，整天呼噜呼噜，跟打雷一样。电线也是整天呜里哇啦乱叫，石头、砂子打得木头房子乒里乓啷直响，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聋了。”“那天，马士骥，我们车间那个瘦瘦小小的学徒工，提了两壶开水，在风地里走。突然，他的帽子掉了，水壶跑了，他自己____哈，在地上转了两个圈。”“天下开了雪，你就不要指望它会停上一停。下雪的日子它要下雪，不下雪的日子它也要下雪____你猜怎么的？就是那风吗。风把高地方的雪刮走了，扬得满天都是。这风，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白毛旋风。”你看，光是风，就能写好几段！
我跑地质勘探队、铁路工地、建筑工地、包头糖厂、解放菜园………写工农兵、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围绕包头写了许多工业建设的稿子，用新闻、通讯、评论、小品文、散文各种形式。1956年初，我开始用“口叙实录”体裁写作。写了《工地上的段长》，通过一位司机的嘴来介绍一位段长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文章发表后，傅冬（原人民日报女记者）告诉我：“费礼文（上海的一位工人作家）看了你的稿子，问我；‘这位刘衡是工农干部吧？他写的与你们知识分子记者写的不一样。’”啊，连工人作家都承认我是工农中的一员了，还有比这再高的称赞吗？毛主席叫我们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看来我好象已完成了这番痛苦的改造过程了。
谁知到了难忘的1957年，横祸从天上飞来。＜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文）来临，许多记者站发出鸣放、整风的消息、通讯。我在内蒙古怎么能产生“得风气之先”的稿子呢？好容易包头市开始鸣放了。我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记的多半是人们对肃反运动的意见。好些肃反斗争对象在诉苦。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最终弄清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向我赔礼道歉。但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先弄清我的确是反革命，再残酷斗争，岂不更好？
我想；“是呀，以前在延安第一次整风，搞抢救运动，把好些人斗成特务，以后又甄别。那时挨斗的不是党员，就是跟党走的进步青年。把他们斗错了，他们能原谅自己的党。可肃反中，挨斗的多半是一般群众，你把他斗错了，他对党会越来越远。”“现在全国解放，党执政了，搞调查很方便，何必先斗一气，再去调查、甄别呢？”“这样做，势必弄错许多人，可能把胡风也弄错了。”
我的笔记本还没记完，突然风云骤转。6月初，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连续发表，吹响了反右派的号角。接着，一大批名人挨批斗。唉，我自叹鸣放赶不上，反右派更不知从何说起！从批判的内容来看，有的看不懂，有的牵强附会，似是而非，没有说服力。毛主席说，看一个人不仅看他的一时一事，还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全部工作。怎么一反右派，只看鸣放期间的那一会儿，而且即使那一会儿，也只看个表面现象？ 6月19日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说，现在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怎么一反右派，反革命倒越来越多了？我们党在肃反运动中得罪了一批人，不接受教训，又来反右派，一错再错，越错越大………
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及时提醒党。于是，跑去向支部汇报思想：“整个肃反运动成绩是大的，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伤害了自己人。”“从公布的材料看，胡风与美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
当时到处在找右派、抓右派，人们躲避还来不及，我却送上门去，“自投罗网”。人民日报社记者部把我调回北京。批斗、登报、开除、超负荷的劳改、肉刑、变相肉刑、游楼、专政、几乎与世隔绝二十一年！
战争年代，女同志当记者的极少。奇怪的是：这极少的女记者在她们的黄金年华几乎全部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例如：彭子冈、浦熙修、戈阳、高汾、肖凤、姚芳藻和我。这是什么原因？值得历史学家和妇女工作者研究。
（二）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社错划右派第一批得到改正，其中就有我。我在楼道上贴出“向党汇报”：
“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
“党啊，您是受难的母亲，外部的敌人想颠覆您，内部的盗贼在蛀空您。真理对着谬误，混战了二十一年！
“党啊，您是光辉的太阳。可是，有的人却自命为您的化身，打着您的招牌，假借您的名义，招摇撞骗。他们歪曲了您的形象，染黑了您的脸……
“现在，党啊，您正在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经验。正因为您敢于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的道路，您才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正因为您敢于当众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您才能够消除隐患，带领全国人民大步向前。
“受难的母亲已经抬起头来医治遍体鳞伤。驱散了乌云、迷雾，太阳是多么鲜艳！”
我估计得过于乐观了，要向前看，不计个人恩怨之账是对的，但应该认真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呀！明明是有人败坏党的名誉，染黑了党的脸，怎么还要冒充自己是错打孩子的妈妈呢？我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级别，有的领导还不让我去实现破灭了二十一年之久的记者梦：“五十七岁了，早该退休！”“二十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谁要你？”“你神经有毛病，还能写稿？”
我说：“一个战争罪犯把他关了十年、二十年，还要让他出去参观。把我关了二十一年，也该让我出去看看。”直到1979年4月，才允许我外出见见世面。报社里没有任何部门接纳我，我就当“独立大队”，跑山东、跑江苏，到一些没去过的、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到一处，写一篇稿子，投寄人民日报社。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再当记者，如不能，自动退却。我写了《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书记带头，社员不愁》、《羊书记》、《心里打着大算盘》等九篇通讯，陆续登出了八篇。只有一篇《有钱难买回头看》，写的是集市贸易开放后，一位市场管理员对过去所作所为的反思。当时，人民日报社一位编辑要删掉很多才肯发表，我改寄＜财贸战线＞（＜经济日报＞前身）后，很快在第二版头条刊出。许多读者来了信，认为这是该报创刊以来的最好稿件。
但，报社有的领导仍然不让我回记者部，要我到新创办的《市场报》去。我说：“我对市场没有研究，也没兴趣，几乎不逛商店。我去，干不赢年老的，也干不赢青年。
一些同志为我打抱不平：“刘衡原先是记者部的，为什么不能回来？有的原先不当记者的都跑来了！她年纪大，有的比她年纪还大！”“她写的稿子我们都爱看。稿子几乎百分之百都能采用，这在新闻记者中也是少有的。”“说她有神经病？我们希望多有一些这样的神经病！”在同志们的干预下，我在1980年回到了记者部。
记者梦又一次实现了，但过去的工业梦、包头梦纷纷破灭—一我在农场、五七干校干的都是农活，与工业不沾边。我已失掉能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有像候鸟似的南来北往。虽然我写的稿子也曾得过奖，我也当选过先进工作者，但比起我应有的高度来，那是微不足道的。许多八十年代写的稿子不如某些五十年代的，我感到揪心的疼痛。
人们赞美从悬崖缝里钻出的小草，赞美顶石而立的竹笋，同时也称赞我生命力的顽强。
小草、竹笋的确值得赞美。但是，如果没有悬崖、石头，它们可能会长成大树。 ＜中国女记者＞第二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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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教我放鸭子》采写经过
1983年初夏，我到湖北沔阳县采访。县委宣传部的严文格同志告诉我，彭场公社小口大队的陈惠容，才17岁，初中毕业后，升不了学，就跟着妈妈放鸭子，使全家翻身，富裕起来了。我觉得小姑娘挺不错，就跟着严文格同志坐上小划子，到她家新盖的鸭棚去采访。
当时，她妈妈不在，只见着陈惠容和她的父亲、姐姐，我们随便谈了一阵，感到没啥好写的，就回来了。当晚，我患了痢疾，闹了一个多月，更不想写她了。
这年9月，我成了妇女代表，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妇联执委。我感到惭愧：工作几十年，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个女的。就下定决心，今后要多写妇女。
我想起了陈惠容，她也是全国妇女代表。但我们不在一个招待所，会议议程很忙，无法交谈。10月份，我特地到武汉市参加湖北省的妇女代表大会，与她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在会议空隙找她谈了几次。
陈惠容干的是普普通通的劳动，既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又没有曲折有趣的故事。要在《人民日报》上见报，难度很大。但我既然采访了，就下决心写一写。
我特别注意抓她的特点。她的特点是：年纪小，刚满18岁，是全国最小的妇女代表，又是全国最小的“三八”红旗手。因此，我必须用小姑娘的眼睛来看待一切。她爱上鸭子了，与别的放鸭人不同。她爱上鸭子，是因为她发现：“鸭子有许多地方像人”，使她感到好玩有趣。我就写了许多好玩有趣的事情，例如，年轻的鸭子喜欢打扮，有蛋的鸭子像人怀了肚子，鸭子知道害怕、害臊等等。这样，读者一看，就知道“鸭姑娘”爱上她的工作了。读者也跟着对这工作、对这篇文章感到兴趣了。
这篇通讯我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让鸭姑娘直接和读者谈心。这种写法在小说里有很多，但在通讯中比较少见。因此，使读者感到新颖。我努力摆脱书本腔，用小姑娘的口吻讲话。我感到，人民群众的口头语丰富多采、活灵活现。多年来，我一直朝着“口语化”的方向努力。这篇文章被评为1983年全国好新闻，我认为这是“口语化”的一个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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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悔没有早买电脑
刘衡1997.5.
80年代末期，有人对我说:"你现在——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一般的电器都有了。如果还要添置电器，应该买台电脑。电脑,对我们这些摇笔杆的人来说，太重要了!"
我回答:"我要抓紧时间在外边跑，没工夫学。同时一心不能二用,顾了打电脑，就顾不了思考、写稿。"
1994、1995年,我连着摔跤、骨折，行动不便。我想起丁玲的话:"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写一本书。"我想:"我现在无法上山下乡跑工厂，就关在房里打电脑吧。我没法采写别人,就写写自己吧。"
1996年夏天，我的孩子们帮我拼凑了一台电脑。从1995年冬天开始，人民日报给在职的职工办电脑培训班,每期学10个半天。1996年,我虽然早已离休，去报名，受到欢迎。
那天，我去上课，同学们纷纷称赞:"唷，拄着拐棍学电脑，精神可嘉!"我回答:"正因为拄了拐棍,我才有机会学电脑。不拄拐棍，又没机会了。"也有人为我担心:"80岁学吹鼓手，学得会吗?"我说:"我才74,离80远着呢!"
我话是这样说,心里也直打鼓,因为打电脑最发怵的是中文输入,而我在这方面十分差劲。
用五笔字型?要记许多东西,而我从小就记性不好。老师说我:"理解力强、记忆力差"。
我欢喜讲道说理的数学、物理、逻辑学,害怕死记硬背的历史、地理。年纪一大，记性更没有了。
用拼音?更不行。我只认得英文字母，没有学过汉语拼音，而且又是湖北口音。n和l;b和p; d和t;g和k;z和c;z和zh;c和ch.....分不清。
用手写板?据说手写板的质量没过关，而且每个字要用手写得规规矩矩,电脑才看得清。这样就太麻烦、太慢了。
还是我家老二有办法。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用什么方法输入最好,要看每个人不同的情况。你拼音不好，但小时候学过注音字母,不是一点不会。就学<天汇abc>吧,<天汇abc>里有`简拼`,只要你知道每个字的头一个字母，这个字就可以想方设法地打出来了。虽然要翻好多页，比较慢。但慢总比打不出来要好吧"?他还说:"<天汇abc>就像傻瓜照相机一样，不用记，一学就会。"于是,他给我在硬盘上拷上<天汇abc>的软盘(注)，教了一会儿,就走了。
我买<新华字典>,把幼儿园学汉语拼音的彩图贴在墙上，对照着在电脑上写稿。
开头，十分缓慢，不停地查字典。查着，查着，就烦了，就玩起游戏来了。有时，不知碰了哪根神经，电脑就出毛病，死机、出不来字.....只好打电话向人求教。
不久，一位在<计算机世界>工作的朋友送了我一本<天汇用户手册>,我学会了"笔形代码"。即:写上每个字的简拼后，再看它头一、二笔是什么，然后用8个数码代表。横是1,竖是2,撇是3,点是4,顺时针的弯是5,逆时针的弯是6,叉是7,方是8。这样，只用记8个数码，能使翻页减少,速度快多了。。
例如:"现实",打进"x1s4";"蟋蟀",打进"x8s8";"相对",打进"x7d5",就不用翻页了。我还学会了怎样造词、复制.....
撇开构思不谈，光说打字，由每小时打200字，到现在能打1200了。比起手写，快不多少。但文章是改出来的，在电脑上改文章,不用涂抹，不用抄写，无论改多少遍，每遍都整整齐齐、清清楚楚，其妙无穷。遗憾的是由于眼睛、精力等原因，我现在无法在电脑旁停留太久。
我后悔没有早买电脑。我羡慕那些在职的同志，年纪轻轻就有机会学电脑。
(注)<天汇abc>可自由拷贝。如果感到满意，再交纳少许费用，进行电子注册,可长期使用。
孩子们帮我学电脑
走进90年代，我运气不佳，连着摔跤、骨折，没法上山下乡跑工厂了。我的孩子们劝我买台电脑,一个人在房里打打麻将、玩玩游戏，免得害老年痴呆症。我说:"我不想玩，我想写稿子，以前光写别人，现在有机会写写自己了。"
买个什么样的电脑呢?孩子们和我一块琢磨。我说:"杀鸡不用宰牛刀，买个档次低的就行了。"我的在深圳工作的小女儿80年代中期买了一台电脑，档次连286都够不上,放到90年代，变成了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她说:"二哥懂得电脑，让他改装一下，给妈妈用。"于是，我女婿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把电脑运到老二家里。老二义不容辞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艰巨、麻烦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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